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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政与法治对国家的重要性

公信力既具有主观性，也具有客观性，其至少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公众和媒体对司

法机关的敬畏度和对司法公正的认同度。由此公众和媒体对法院未决案件的评论和报道必须

遵循不随意干涉司法的法治尺度和行为分寸，决不能出现一方面肆意损害或践踏法治，另一

方面又期待或指望司法公信。二是，司法机关以外的其他公权对司法机关的敬畏度和对司法

公正的认同度。由此司法的宪政地位、司法权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应当而且必须予以保障，绝

不能容忍法院之上设“法院”，法官之上设“法官”的状况成为常态。［6］三是，司法机

关自身对公正的坚守度、实现度和自信度。司法本质在于其“施行公义，不偏不倚，不懈不

休”;［7］在于其“公正司法”、“高效司法”、“阳光司法”、“文明司法”、“人性化

执法”蔚然成为体统。要素之五:民主发达，民生保有，良法善治宪政与法治相伴而生，在

这样的社会中，无论官方抑或民间，人们都应当在和的框架内身体力行，努力追求并矢志捍

卫“良法善治”的社会生态。在民主共和的国度之中，人民民主之真谛和本质在于:民为国

之本，民为国之主，即人民当家做主，人民既是国家的主体，人民又是掌握国家权力的主体。

民主是人民生活和国家制度体系的统一体，既表现为人民的价值观念，也表现为国家的组织

形态。任何国家都一样，好的制度都要保障公民有选择的权利，有真实的选举权，这是民主

制度最根本的问题，而且人民代表必须向他的“选民”负责。但民主必须有相应的经济基础

来作为每个人和整个国家的基础支撑，故在任何国家，民生都必然地构成民主的基础。民生

虽不能代表民主，但没有民主的民生是不可靠的，也是不能持久的。可见，民主建设与民生

建设始终存在着相互拥有和相互促进的内在关系。［8］故而现代政治国家对民主建设与民

生建设一般持并重的态度。谁也不会否认，执政基础在于民心、民意和民生，且政治民主往

往是从执政党的党内民主生发的，没有发达的执政党的党内民主，社会民主断难以真正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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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全面发扬;发展和公正的政治实践决定着政治认同，发展与公正互为基础、互为手段又互

为目的。宪政、法治、民生在政治国家的有机结合与生动实践，虽会因发展阶段、发展层次、

发展水平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但就本质和信念而言，概不应因意识形态的差异而予以排斥。

我国宪政与法治发展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无容置疑，基于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中国人得以从法律上获得了前所未有的

经济自由权，恒产、恒业、恒心的法治之道蔚成风尚，终使我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上最好最

快的成就;社会发展也处于历史上少有的全面进步阶段，人民开始享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实

惠，物质生活水平总体上取得了长足的改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也达到了我国历史上所

不多见的高度;技术飞速进步，两弹一星神威大显，神九上天、蛟龙下海;立法工作进步巨大，

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建成，实行宪政与法治的法律基础基本具备。身处这一时代的中国人

实乃幸运莫大!当下之中国确是史上最好的时代。然而，在充分估计既有成就的同时，我们

也应以忧患的意识和发展的眼光，认真对待我们现阶段自身所面临的许多转型与发展中显性

的或隐性的社会风险。［9］应当看到，我们的改革实践仍显不彻底、不平衡，经济改革发

展“一条腿长”，政治改革发展“一条腿短”，以致廉政空泛、吏治颓废，腐败与反腐败斗

争处于相持阶段，社会诚信危机时隐时现……此类问题的客观存在不断地提醒人们，这是需

要高度警惕的时代。1．“既得利益”的存在预示着改革的艰难性和长期性任何国家在改革

发展进程中都会遭遇“既得利益”的问题，且“既得利益”大多又往往是既往改革图新的产

物。他们在改革的早期阶段多扮演过积极的改革角色，发挥过正向的积极作用。但是随着改

革的阶段性成果的形成，他们中的有些人、有些阶层依托着既有的不健全、不公正的制度安

排，基于自身利益或小团体利益的考量形成了无法自行割舍、难以自我减损的“既得利益”。

因此，面临改革局面时，他们往往会携资本以自重来挟持和绑架于己不利的改革举措，或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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仗着垄断的特权地位直接或间接地阻碍和减缓于己不利的改革进程。对此，全社会必须保有

清醒的认识，这也预示着改革的艰难与沉重。2．执政权力的运行亟待国家法的法治化规制

宪政原理告诉人们:有事必有权，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须追究，侵权要赔偿。现

代政治社会生活中，不允许存在仅有权力而无法律责任的权力，即任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