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人文教育的忧思.docx

大学人文教育的忧思谢有顺

在中国的历史上，教育一直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比较完备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思想，包括有着楷模意义的教育实践，其实早在两三千年前的周公、孔子那里，就已经出现。钱穆说，“中国教育，实亦可谓是一种宗教事业。”这并不是夸大之词。因为在中国的文化体系中，并没有创立起一个有全民影响力的宗教，在世俗生活中，扮演教化人心之职责的，就是教育。特别是儒家，一直在教人如何做人，如何具有人之为人的品格、精神，这种教育传统，贯穿着一种人品观———所谓君子和小人，雅人和俗人，都是事关人品，也事关一个人的人生意义。所以，中国以前的教育，并不重视学校和课程，而是重视老师是谁，重身教、行教。像孔子，虽然到处讲学授徒，其实他并没有一所固定的学校。只要有名师，就会应者云集，至于教育的形式，倒在其次了。可见，中国人重师道过于重知识，师道存，则教育存，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教育思想的精华。

其实，即便到了现代，这种思想也还是被大家所推崇的。梅贻琦任清华大学校长期间，对大学下过一个著名定义：“大学者，非有大楼只谓也，乃有大师之谓也。”以大师作为大学的

灵魂，表明大学应以人为中心的，而不是盲目地比硬件，比

环境，或者比学术文章的数量。现今中国的教育越来越偏重于让学生学知识，学技能，局限于书本字面，轻师教、身教，同时为人师者，也失去了榜样的作用，甚至干出许多斯文扫地的事来，教育的面貌就开始呈现出一片乱象。

人文教育是一种基本教育

变革的诉求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来了。尤其是近年来，关于大学教育的变革，呼声最高的，就是今天要讲的人文教育，或者叫通识教育、通才教育，在英语世界，也叫自由教育。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大学不仅是学习专业知识的地方，而更应是培养人格、塑造精神、贯彻理想的地方。除了术业有专攻，学生也还需要接受人之为人的基本教育，以克服过度专业化所带来的精神缺失。因此，人文教育并非是什么艰深的教育内容，也非只针对文科的学生而言的，恰恰相反，它是对大学生所进行的共同教育、素质教育，是要普及一种基本的、常识性的经典阅读和文化情怀。

如果一所大学，只重视科学、技术和专业知识的学习，而遗忘了人文精神，用梁思成先生的话说，这就是“半个人的世界”。而现在的大学，系与系之间的隔膜，学科与学科之间的不相往来，非常严重。不说文科、理科之间，就是我们文、史、哲这种血缘亲密的学科，也少有联系。好像学历史的人，就无须知道尼采，学哲学的人，就不必知道白话文运动。这

令我想起1925年清华大学设国学研究院之时，对于聘任导

师所提出的要求，首先就是要求这个导师“通晓中国文化之全体”，而且还要求他对外国文化有相当的了解。所以，国学研究院只办了四年，却培养出了一大批文史方面的人才，这不能不说和王国维这几位导师的通才、通识有关。事实上，那时的名师，可谓多是通识为本、专识为末的，像朱光潜、冯至、汤用彤等人，既讲授西方哲学、美学，也讲中国古典文学，即便像弘一法师，出家前，也是音乐、绘画、篆刻、书法、戏剧，无一不精的。

强调人文教育、通识教育，就是为了强调人与人之间，在专业的不同之外，还有共同的东西，就是文明史中的经典和人类精神中那些永恒不变的价值。尤其是在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变化几乎是一切人所信仰的价值，人文教育是要提醒大学生，这个世界还有不变的东西，还有常温常新的价值

———对每一个本科学生进行这种核心教育，能帮助他们在

精神上建立起健全的视野，并由此接通一个人和过往文明之间的血脉。

现代大学理念的沿革和变化

为了更好地认清人文教育的重要性，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现代大学形成的历史，以及大学理念的沿革和变化。

公元1100年左右，大学先在意大利兴起，而后传播到法国、英国，之后再到德国和俄罗斯，后来又到了美国。从大学兴

起到工业革命的初期，这个阶段的大学教育，其根本理念就

是教化人。到了工业革命的火热时期，在德国，以柏林大学的洪堡为代表的一批人，认为大学不仅是一个教育机构，它更应是研究中心。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就是洪堡的信徒，所以，他把好的大学应该是研究型大学这一理念带到了中国，并付诸实践，为中国的大学教育奠定了基本的方向。进入二十世纪之后，美国开始处于强势，以美国为中心，出现了对大学新的理解：大学不仅是教育的机构、知识创新的场所，它还应是服务社会的机构。从教育机构到研究中心，从研究中心再到服务社会，这三个阶段，可以说涵括了现代大学理念的演变过程。

大学理念的这个变化，并不是后者否认前者，相反，好的大学，总是强调这三者的统一，既要教化人，也要做研究，更需要服务于社会，不可偏废。蔡元培还认为，理想的教育应该包括四点：第一是中国孔墨的精神，重视专门教育，也重视陶冶德性；第二是英国的绅士教育，即人格养成之教育；第三是德国和法国的专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