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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位潜在廉洁风险点_政坛潜在“风险场”与“高危点”

三种潜在危险危害官场

当然“当官高危”中的潜在风险“”也很重要。一般来说，潜在风险大多

属于被动性风险，主要表现为源于政治制度不合理、不完善、缺失或意识

形态斗争等较高层次的政治性风险，或者源于道德文化被破坏或文化价值

观偏驳扭曲等较深层次的文化性风险，官员个人在这种风险中往往处于无

助无奈、被动承受的状态。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这种风险来源于社会

发展不成熟阶段中特有的不规范性风险。

首先，最高层次的风险来自政治运动和意识形态斗争。政治运动和激

烈的意识形态斗争，往往破坏了政治制度的建设进程及其稳定性，也使得

既有的法律制度惨遭破坏；民主集中制度内容的不确定性和边界不清，导

致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领导制度往往演变为寻找替罪羊“”制

度，使得一部分官员总是处于难以预料的风险之中。譬如苏联时期，主要

领袖交接班成为当时当官风险的一个高危点“”。列宁去世后，在斯大林与

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之间的绞肉机般的倾轧中，大批高官纷

纷落马。但宪法和法律对于这类政治及其相伴随的意识形态斗争，似乎失

去任何规制作用。

其次，具有多层次的普遍性的风险来自官场以弄虚作假满足政绩需要

的浮夸机“制”。戈尔巴乔夫曾经描述过当时苏联官场的浮夸腐败和虚假作

风：弄虚作假、阿谀奉承、歌功颂德这种腐化堕落，使思想“和道德价值”

被磨损“”，“宣扬成绩”、真“的和假的成绩的做法占了上风”，虚张声势“和

大讲排场”。对于官员来说，政治上的弄虚作假或许更为可怕，如1962年

“民主补课”时，所谓补划漏网地主富农“”也是层层分配指标的。例如，山

东微山湖西岸鱼台县的一个贫困小渔村，被分配给两个漏网地主富农“”指

标。时任该村大队长的是一位祖孙三代讨饭的贫农，慑于完成指标的强大

压力，他勉强把薄田多一点的一户补划为“富农”后，这位仍然保持着良知

良心的村干部，不愿再去更多地伤害无辜，无奈之下就用自己的名字暂时

顶替“”上这个漏网富农“”指标。在面临这类风险时，往往受伤害的都是最

忠诚、最优秀的党员干部，这是一种有悖于基本法规政策和良心良知的、

优汰劣胜的、令人啼笑皆非的风险。

时至今日，我们国家虽然三令五申要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强调

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但是数“字出官、官出数

字”的问题似乎依然难解。

再次，具有更深层次的风险来自道德文化破坏或文化价值观扭曲。戈

尔巴乔夫曾描述当时苏联的情况：我们过“去把真正的民主和形式上的民

主对立起来”，为“了达到伟‘大的目的’，任何最没有人性的手段都被证明

是对的。政治的‘合理性’正式被置于形式‘上的法制’之上，这就使政治失去

道德基础。践踏了人类道德和公正的准则和原则，。顽固地在社会意识中

灌输特殊‘的’有别于全人类的社会生活和行为的准则。”这使得整个苏东国

家“削弱了社会的凝聚力”，成为其整个制度的“自杀性动力”，也使得一切

有正义感和坚持原则的官员，面临着始料不及的高危风险。道德文化被破

坏或文化价值观扭曲，也是新中国建设进程中最为困惑的深层问题之一。

限权、监督和教化，遏制潜在危险

上述几种潜在风险，也可以概括为制度和文化环境风险，由于其不规

范性和不确定性，使得官员们处于一种诡异不测的风险场“”。很显然，矫

治这种被动的潜在风险比矫治其他风险更为艰难。

其一，要严格规制党政机关部门及其相应官员的职能权限。现在官场

的主要潜在风险源于职能权限不清。官员的职能权限没有严格的规制，也

就是制度不完善或制度缺失或执行不力，这种制度环境风险会带来最大的

潜在风险。因此，建设有限政府和法治国家，是矫治制度性、政治性风险

的根本途径。其中主要包括党的领导法治化、依法领导；要落实各级国家

权力机关的法律地位和法定权能；政府部门要依法组建、依法行政。

其二，要建立封闭完善的监督制约体系。管理科学认为，监督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