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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中折射出的历史

作者：秦平

来源：《文物鉴定与鉴赏》2020年第11期

摘要：文章以两汉时期昭通建制沿革为线索，通过文物藏品展示昭通历史文化内涵，说

明先秦以来的道路开凿、两汉时期的郡县设置对昭通的历史文化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文物;建制;沿革;历史文化

昭通位于云南省东北部，地处云、贵、川三省结合处，历史上是云南省通向四川、贵州两

省的重要门户，是中原文化进入云南的重要通道，云南文化三大发源地（大理、昭通、昆明）

之一，为中国著名的“南丝绸之路”的要冲，素有“锁钥南滇，咽喉西蜀”之称。由于特殊的地理

位置，昭通受到中原、巴蜀、夜郎文化的浸润与滋养，多元文化与昭通本土文化相互交融，在

漫长的历史文化长河中孕育出了灿烂的“朱提文化”。纵观两汉时期昭通的政治、经济、文化，

古老而灿烂的中原文明向云南腹地渗透，和昭通早期道路的开凿、郡县设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

系，此一时期的出土文物更能折射出昭通的历史文化发展脉络。

《尚书·禹贡》中记载，夏商时期昭通属于古梁州，西周时为窦地甸，属于荒服区域

（《尚书·禹贡》注“以其荒野，故谓之荒服”）。战国时期，古夜郎国强盛，曾将昭通纳入其

范围。秦时为西南夷，属秦国蜀郡范围，秦开五尺道沟通于此，昭通成了秦郡县联系西南夷地

区的枢纽。《史记西南·夷列传》：“秦时，常頞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文献记载中

没有留下在昭通置吏郡县的名称，但根据昭通所处的位置，理应为秦朝开发西南夷地区的一个

重要节点。1941年在昭通县东石门坎（属贵州威宁界）发现铭有“蜀郡千万”字样的铁锸，1954

年在鲁甸发现“蜀郡成都”铁锸，先进的生产工具与技术沿五尺道输入，促进了昭通地区的农业

生产发展。

西汉时置犍为郡。《华阳国志·蜀志》：“建元六年，分巴蜀，置犍为。”汉武帝建元六年

（前135）置犍为郡以统治夜郎地区，为更好地经营西南夷地区，其治所先在鄨县（今贵州遵

义），元光五年（前130）移南广（今镇雄），后移僰道（今宜宾），再移治武阳（今四川彭

山）。犍为郡下辖十二个县：符县、江阴、僰道、南安、资中、武阳、牛鞞、南广、朱提（今

昭通、鲁甸、永善）、堂琅（今巧家、会泽、东川）、郁邬、汉阳。朱提县即今之昭通，犍为

郡的设立使昭通成为云南最早设置郡县的地区，纳入了中央王朝的管理，朱提作为县名即从此

开始。元朔三年（前126年）朱提列为犍为南部。元丰二年（前109年）置朱提县，领朱提、

汉阳、堂琅、郁邬四县。治所的移治及朱提县治的设置，说明中央政府对朱提地区的管理非常

重视。

东汉安帝永初元年（107）将西汉时期设置的犍为南部四县（朱提、汉阳、堂琅、郁邬）

分出置犍为属国，朱提为犍为属国治所，领朱提、汉阳（今贵州威宁、水城）两县，堂狼此时

并入朱提。自汉武帝置犍为郡朱提县、堂狼县开始，至东汉建初元年，历时210多年。伴随道

路（五尺道、南夷道）的开通、改善和郡县的设置，雄韬武略的汉武帝采取了更多积极的政策

开发朱提地区，“募豪民，填南夷”，加之往返于滇蜀间的商贾和大批的汉族人口移居到了朱提

地区，中原先进的生产工具、耕作技术、儒家经典文化及周边的巴蜀、夜郎、滇文化陆续通过

五尺道、南夷道传播开来，为朱提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插上了腾飞的翅膀，朱提迎来了前

所未有的发展机遇。随着滇国的灭亡，云南的文化中心渐渐东移，朱提的经济、文化发展在两

汉时居云南之冠。光绪二十七年（1901）出土于昭通白泥井的《孟孝琚碑》（图1）即是此一

时期的代表，此碑是迄今为止云南所发现的唯一的一块汉碑。据考证，该碑立于东汉桓帝永寿

三年（157），碑文为隶书，直行十五行，讲述了孟孝琚的生平事迹，“十二岁随官，受韩诗兼

通孝经二卷，博览群书，比德于玉”。此碑“文辞古茂，字画遒劲”，从字里行间可以感受到传

统的儒家经典文化。史书记载孟氏为当时的“南中大姓”。清末民国初，杨守敬、罗振玉、梁启

超等硕学名儒都对该碑做过考证。可见朱提地区受儒家文化的影响根深蒂固，朱提成了沟通南

北、传播文化的孔道。

东汉和帝以来，郡县的设置日趋完善，对朱提地区的开发更为深入，伴随“罢盐铁之禁、

纵民煮铸”政策的落实，政府放松了对民间手工作坊铜器铸造的控制。此時，朱提因特殊的区

位优势，丰富的矿产资源得到了全面的开发利用，为朱提青铜文化的崛起奠定了基础，朱提堂

狼铜洗为此期最具代表性的文物。《续汉书郡国志》·载：“朱提，山出银、铜。”《汉书地·理

志》朱提县注：“山出银。”《华阳国志南·中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