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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发展的总趋势

——以俗为主，雅俗共赏

鲁迅在阐述文学起源时,告诉我们:首先，文学的初始时期是口头创作,它的受众是劳动

人群;其次，文学的原始功能是劳作中的“自娱”和闲暇时的“消遣”,绝没有后来人们所推

崇的“载道”的使命。文学源于民间,被鲁迅称为“杭育杭育”派的先民的“作品”是俗文

学的源头，中国诗歌源头的《诗经》,其中“国风”和“小雅”里的诗歌绝大多数都是来自

民间的歌谣，“男女有所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

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何休的《春秋公羊传·宣

公十五年》)这段话说得很明白,年老无子者充当“采诗官”,在最底层的民间求诗,按乡、邑、

邦国的社会组织层层上达,最后才汇总到周天子那里。其中一些咏叹离乱、讽刺当局愤叹丧

亡的诗篇,抒发的思想情感,莫不和民众息息相通,现实主义精神体现得非常明显。特别是民

间小儿女们的恋歌,更是反映了主体精神的自由,璀璨夺目,光耀千古,其遣词用句的自由奔

放,比兴手法的运用自如,也都具有浓重的民歌色彩。可见，《诗经》在当时是相当通俗的,

它是入俗乐、唱俗曲、歌俗事、娱俗心的。虽然后世的注释家们不断地遮掩其本来面目,把

它抬进了高雅的文学殿堂,但它的根在民间。俗文学具有原创性并充满活力,在其漫长的发展

过程中,不乏优秀的作家与作品,如被誉为四大经典名著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

《红楼梦》以及近代的《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老残游记》等都是出自于民间文人之

手。从文学产生的根源和演进动力来看，应承认，俗文学是一切文学的母体。《诗经》中的

“风”即是一大量生动的民歌创作。当时的文人攀仿民歌创作，才有了“雅”“颂”之类的

作品。在此之后，《楚辞》中的“九歌”，汉代的(乐府诗》，唐代的《新乐府》，以及后

来的六朝志怪小说、唐代传奇、宋代话本、明清小说，大多也创始于民间，流传于民间。中

国真正开始俗文学研究并将之设立为“俗文学”学科是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它肇始于清末我

国甘肃敦煌莫高窟石室中唐代文物的重大发现,其中藏经室中所藏大量手抄写卷涉及唐代通

俗小说、通俗诗歌、说唱文学、俗曲等,弥补了我国文学史研究的一大空白,1916年,日本的

狩野直喜首次提出“中国俗文学”的概念。1929年,郑振铎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敦煌

俗文学》一文,把敦煌所藏各种通俗文学作品统称为“俗文学”,并于1936年著写了《中国

俗文学史》,这部著作成为俗文学史的开创之作。在这部作品中郑振铎将俗文学界定为“俗

文学就是通俗的文学,民间的文学,大众的文学。换一句话,所谓俗文学就是不登大雅之堂,

不为学士大夫所重视,而流行于民间,成为大众所嗜好,所喜悦的东西”,亦即跟大众性情、喜

好、需要有关系的,产生于愉悦又产生愉悦的文学。俗文学有着如此深厚的历史渊源,并且随

着流变发展至今俗文学形成四大子系:通俗文学、民间文学、曲艺文学及现代化音像传媒中

属于大众通俗文艺的部分。整个文学的发展在20世纪80年代后有了“通俗化”的大趋势。

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文坛呈现出特别引人暇目的态势，即通俗文学创作骤然姗起，异常

活跃。其数目之多、规模之大、读者面之广，恐怕是中国文学史上前所未见的。一个又一个

的热潮几乎令人眩目:武侠小说热、港台言情小说热、纪实文学热、传记文学热、三毛热、

琼瑶热、汪国真热、王朔热、梁凤仪热……我国的俗文学创作不断地走向成熟。其突出特点

是一大批纯文学作家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和饱满的热情投身于俗文学作。这些作品以较高的艺

术水准和美学品位受到世人的暇目。像冯软才的《神鞭》、李迪的《傍晚敲门的女人》、海

波的《便衣警察》、冯育楠的《津门大侠霍元甲》、柳溪的《大盗燕子李三传奇》等，都受

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电视剧的产生又极大地增强了俗文学的影响。像《啼笑姻缘》、《杨

乃武与小白菜》、《杨三姐告状》，以及现代题材的《渴望》、《上海一家人》等，都达到

了相当高的收视率。在历史演义方面的通俗创作，更是数不胜数，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

进入90年代以后，无论是雅文学还是俗文学，自身都在进行着一次大调整。出于生存竞争

和发展自我的需要，彼此都看到对方中有值得吸取的“营养素”。特别是有更多的雅文学作

家，甚至包括一些先锋派作家，也开始从“高雅的创新”和“超前的试验”转向雅俗互补的

艺术追求，看重了雅俗共赏的美学效果。前两年.春风文艺出版社以百万元的巨资购得“布

老虎”书徽的专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