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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新范式与启示-古代文

学论文-文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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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世界文学时代下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转向的必然性

两百年前的歌德已经预言了世界文学时代的到来。他指出：

民族文学的意义现在已经不大了，世界文学的时代已经开始，每个人

都应促进其发展进程。[1]至如今这个高度全球化的地球村时代，民族

国家间无论在物质联系还是文化联系上，都变得更加紧密，某种程度

上，这对作为文化产品的文学而言，已然是一个世界文学时代了。这

个时代的到来，不仅缓慢而坚定，而且突然又彷徨。缓慢坚定的原因

是它从歌德的预言和呼唤开始，已经历经了两百多年的风雨历程。突

然的原因是它的到来是在20世纪后半期才突然加速的（全球化在这

一时期迅猛发展，互联网时代也随之到来）。而之所以彷徨，则是面

对这个时代，人们普遍有一种惊慌失措的感觉。这突然而来的新时代，

不仅使得文学全球化趋势加速，而且使得新的文学境况下的文学研究

也经历着痛苦的转型。具体来说，即是这个新时代下的文学状况很大

程度上已不同于以往，而理应恰当处理此种新状况的文学研究却还尚

未完成蜕变。当然，这种文学研究范式的时代化转型并不是绝对的，

未完成蜕变，也不是说就是在停滞不前。但是，必须承认面对突然而

来的文学新时代，研究界却有不少人感到无力和失落。因为中国文学

研究领域中的最重要的战场古典文学研究，在新时代的映照下，的确

经历着研究理念的滞后、研究方法的守旧、研究对象的偏狭、研究视

野的狭窄等颇难克服的学术困境。虽然说，某种程度上，由于古典文

学的研究对象的固有的限制性，这四种所谓困境在很多人看来根本就

算不上，因为他们坚信古典文学研究没必要与时俱进，它就应该坚守

传统的方法和历史考据的理念。还有一部分人认为即使与时俱进也应

该遵循自身的研究规律。是的，这两种看法当然都有道理。但本文并

不想就此论题进行无谓的泛泛之辩。面对这一困境，本文只是要结合

自己的一些思考，列举并阐说一些个案，以期对这一困境的克服提供

一些启示。

本文将紧紧围绕这几个问题，即，为什么中国的学术实践很

难在国际学界获得有力的响应，也较难产生影响力？中国的文学研究

应不应该和国际结合或者努力走向国际，力争与国际学界有更多的交

流与对话？中国的学术研究成果该怎样推向国际，并能获得较好的接

受和认可呢？当然，这些问题都是大问题，都不是简单一篇论文就能

回答清楚的。然而，对本文而言，这样的问题却是严肃而重要的。尽

管这里的思考，以及可能得出的某些结论，或许是简单肤浅的。本文

认为，世界文学时代下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从根本上来讲，具有某种

不可逆转的转向趋势。

虽然说具体层面上的如何转，转往哪里，都还存有较多的争

议。例如是否应抛弃传统的训诂学考据学等语言学史学模式的争论。

然而一味地对这些问题泛泛而谈、争执不休，于学术发展而言意义不

大。本文将列举三个范例以简要探讨这些问题。一些学者的较为成功

的实践个案，或许能给予我们有意义的启发。甚至，也许还能进一步

引导我们思考一些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而言更重要的问题（比如古典

诗学的现代化问题、古典文论的当代价值等），这些问题一直以来，

都并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

二、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新范式

（一）刘若愚的以西阐中模式

20世纪六七十年在美国任教的华裔学者刘若愚为中国文学

的国际化研究开创了可贵的先例。

他率先开辟了融合中西诗学以阐释中国文学及其批评理论的

新的学术道路，并尝试着建立了自己的比较诗学理论体系。这种大胆

的革新之举，在当时的西方汉学界引起了很大影响，直至今日还余波

犹在。可以说刘若愚以新的视角和模式看待和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学

术创举，强有力地证实了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在世界文学语境下的新的

可能性和可行性。虽然他的一些观点在当时乃至今天都还存在争议，

然而，其垂范后世的大胆的开拓性、创新性却是难能可贵的。以早期

的《中国诗学》和中期学术思想较成熟的《中国古典文学理论》为例，

我们简要梳理下刘若愚的开拓性贡献。[2][3]

在这两部专著中，笔者以为其主要的学术贡献有三个：一是

首先关注到中西文学不同语言间的跨文化对话和会通的问题，并积极

探索会通之道；二是以西方学术思想为镜鉴，意识到中国传统文论的

丰富性和驳杂性，同时意识到对之进行系统化建构的必要性；三是意

识到一种打通中西的、普遍适用的诗学理论的可能性，并在建构新的

中国诗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