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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谏制度[话说唐初言谏监察制度]

历史上，唐代言谏检察制度的发展引人注目，尤其在唐初，言谏政风长盛不衰，期间“贞观谏风”的勃兴更成为后世艳羡的治世象征。

一、选拔谏官不拘一格唐初高祖、太宗统治时期，谏官等级主要由散骑常侍、谏议大夫、给事中（相当于元首生活或政治秘书）构成。散骑常侍（荣誉头衔，多授予年高德劭、功勋卓著的老臣，言谏有限，约相当于今日政协主席）为正三品，谏议大夫（言谏主力，可旁听皇帝和宰辅决策过程并进行监督，约相当于今日政协或人大委员）正五品，给事中（言谏主力，因握“封驳权”实权而可对皇帝百官进行监察）正五品，后两者发挥重要的言谏监察作用。因谏官职司直言极谏、驳正违失，察百官、逆君意是极为平常的事情，因此太宗在选授谏议大夫和给事中时，大都能够做到不论出身、党派，只要正直敢言、富有才识，皆可随才任用。如，魏征曾为太子李建成谋臣，因其敢言有见地，玄武门之变后被太宗授予给事中、谏议大夫；王珪曾为东宫太子舍人，为李建成的’心腹，玄武门之变后，因其忠贞有器识，被召拜谏议大夫。再如褚遂良以书法得到太宗赏识，再因才识而被授予谏议大夫。其他著称于世的贞观名臣，如杜正伦、崔仁师、颜师古、孔颖达等，或因学术，或因才干，皆曾任职谏官，以言事谏诤称世。

高宗、武周统治时期，言谏制度变革屡兴，其中最重要的发展是新设了两个低品秩谏职：补阙和拾遗（品秩不高，但因由唐帝直接除授而备受尊重，为唐初之后重要的言谏力量）。补阙和拾遗品秩低，数量多，其设置原因主要是为了便于武后通过大量补受谏官而培植政治势力，以至当时有“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之讥。（[宋]马光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6477～6478页）武后授受补阙、拾遗虽滥，但也能够做到随才任用，一旦发现不能胜任者，迅即加以贬黜，这使得补阙、拾遗这两个谏职在客观上也成为不少才华之士晋升的阶梯。如唐初四杰之一的陈子昂，被武后任为拾遗后，进谏积极，颇得武后赏识，被后世称为“陈拾遗”。此外，杜甫、白居易等唐代著名文人，都曾担任补阙、拾遗，且因谏言而留下令名。

二、监察权力虚实结合

唐初谏官监察权力主要表现为有虚有实、虚实结合。所谓“虚”，是指言事谏诤权和笔谏权，有约束而无强制；所谓“实”，是指封驳权，有强制约束力。唐初谏官虚实结合的监察权力相互补充，相得益彰，共同发挥着重要的监察作用。

言事谏诤权。谏官以直言极谏为专职，散骑常侍、谏议大夫、给事中、补阙、拾遗等都有此权，进谏的内容也十分广泛，从军国要事、司法行政、宫廷事务、皇帝言行等，几乎无所不包。如谏议大夫魏征曾对太宗谏言发兵岭南、废除肉刑等，散骑常侍姚思廉则对太宗谏言大修宫室，拾遗陈子昂则对武后谏言杜绝告密之风。贞观时期，谏官还获得了对中央决策过程进行言谏监督的权力，主要表现在谏议大夫获准进入宰辅平常商议军国重事的内阁，参与决策讨论。这种“入阁言谏”权改变了此前谏官只能对重大决策进行事后言谏监察的状况，使其在决策讨论过程中即可发表自己的意见，进行事前监督。这无疑大大加强了谏官的言谏职权，提高了言谏的监察力度。

封驳权。主要为给事中所掌握。所谓“封驳”，其实是两项监察权力。一是限制以皇帝为首的中央决策层的权力。皇帝所下制敕，必须经给事中署名同意方能颁布，给事中若认为内容不合时宜，则可“封还”再议。如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欲将18岁以上的中男抽调入军，但诏书发出三四次都被给事中魏征封还。魏征陈述理由认为：把河里的水放干了捕鱼，非但得不到鱼，明年也不会有鱼了；把林子烧了来打猎，非但猎不到野兽，明年也不会有野兽了，所以如果把年轻人都抽出去当兵了，国家的赋税就没人来缴纳，这和竭泽而渔、焚林而畋没有什么区别。最终，魏征迫使唐太宗停发了征发的诏书。再如贞观四年（630年），唐太宗下诏发卒修洛阳宫干元殿，给事中张玄素封还上奏，详列不可建的各种理由后认为，当今百废待兴，必须勤俭节约才能够尽快恢复国力，皇帝不应该率先大兴土木，奢侈浪费；如果诸王再效仿，则浪费更多。因此实在不宜下诏修宫室。太宗最终也采纳了张玄素的意见，停发了诏令。二是约束群臣行政的权力。凡是百官奏议，须经给事中审读，若发现内容不当者，则可以“驳正”使其再奏。如贞观十六年（642年），刑部上奏认为，反叛者应当兄弟并坐。给事中崔仁师驳正之认为，杀掉反叛者父子，足以产生警示作用了；如果反叛者对父子安危毫不关心，又怎么会对兄弟安危担忧呢。最终驳回刑部奏议，令其再议。

由此可以看出，给事中的监察权力本身即为行政程序的一个环节，属行政监察，对军国大事等决策出台具有较强的监察作用。除了封驳权外，给事中还可对刑狱中的不合理现象给予驳正；出现蒙冤上诉的百姓时，还可以与御史一起纠察审理；有关部门的选补人员不能胜任职务时，还可与门下省长官侍中一起协商将其裁退。因而给事中实“为门下省之要职”。

贞观时期，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