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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谏制度[话说唐初言谏监察制度]
历史上,唐代言谏检察制度的发展引人注目,尤其在唐初,言谏政风长盛不衰,期间“贞观谏风”的勃兴更成为后世艳羡的治世象征。
一、选拔谏官不拘一格唐初高祖、太宗统治时期,谏官等级主要由散骑常侍、谏议大夫、给事中(相当于元首生活或政治秘书)构成。散骑常侍(荣誉头衔,多授予年高德劭、功勋卓著的老臣,言谏有限,约相当于今日政协主席)为正三品,谏议大夫(言谏主力,可旁听皇帝和宰辅决策过程并进行监督,约相当于今日政协或人大委员)正五品,给事中(言谏主力,因握“封驳权”实权而可对皇帝百官进行监察)正五品,后两者发挥重要的言谏监察作用。因谏官职司直言极谏、驳正违失,察百官、逆君意是极为平常的事情,因此太宗在选授谏议大夫和给事中时,大都能够做到不论出身、党派,只要正直敢言、富有才识,皆可随才任用。如,魏征曾为太子李建成谋臣,因其敢言有见地,玄武门之变后被太宗授予给事中、谏议大夫;王珪曾为东宫太子舍人,为李建成的’心腹,玄武门之变后,因其忠贞有器识,被召拜谏议大夫。再如褚遂良以书法得到太宗赏识,再因才识而被授予谏议大夫。其他著称于世的贞观名臣,如杜正伦、崔仁师、颜师古、孔颖达等,或因学术,或因才干,皆曾任职谏官,以言事谏诤称世。
高宗、武周统治时期,言谏制度变革屡兴,其中最重要的发展是新设了两个低品秩谏职:补阙和拾遗(品秩不高,但因由唐帝直接除授而备受尊重,为唐初之后重要的言谏力量)。补阙和拾遗品秩低,数量多,其设置原因主要是为了便于武后通过大量补受谏官而培植政治势力,以至当时有“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之讥。([宋]马光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6477~6478页)武后授受补阙、拾遗虽滥,但也能够做到随才任用,一旦发现不能胜任者,迅即加以贬黜,这使得补阙、拾遗这两个谏职在客观上也成为不少才华之士晋升的阶梯。如唐初四杰之一的陈子昂,被武后任为拾遗后,进谏积极,颇得武后赏识,被后世称为“陈拾遗”。此外,杜甫、白居易等唐代著名文人,都曾担任补阙、拾遗,且因谏言而留下令名。
二、监察权力虚实结合
唐初谏官监察权力主要表现为有虚有实、虚实结合。所谓“虚”,是指言事谏诤权和笔谏权,有约束而无强制;所谓“实”,是指封驳权,有强制约束力。唐初谏官虚实结合的监察权力相互补充,相得益彰,共同发挥着重要的监察作用。
言事谏诤权。谏官以直言极谏为专职,散骑常侍、谏议大夫、给事中、补阙、拾遗等都有此权,进谏的内容也十分广泛,从军国要事、司法行政、宫廷事务、皇帝言行等,几乎无所不包。如谏议大夫魏征曾对太宗谏言发兵岭南、废除肉刑等,散骑常侍姚思廉则对太宗谏言大修宫室,拾遗陈子昂则对武后谏言杜绝告密之风。贞观时期,谏官还获得了对中央决策过程进行言谏监督的权力,主要表现在谏议大夫获准进入宰辅平常商议军国重事的内阁,参与决策讨论。这种“入阁言谏”权改变了此前谏官只能对重大决策进行事后言谏监察的状况,使其在决策讨论过程中即可发表自己的意见,进行事前监督。这无疑大大加强了谏官的言谏职权,提高了言谏的监察力度。
封驳权。主要为给事中所掌握。所谓“封驳”,其实是两项监察权力。一是限制以皇帝为首的中央决策层的权力。皇帝所下制敕,必须经给事中署名同意方能颁布,给事中若认为内容不合时宜,则可“封还”再议。如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欲将18岁以上的中男抽调入军,但诏书发出三四次都被给事中魏征封还。魏征陈述理由认为:把河里的水放干了捕鱼,非但得不到鱼,明年也不会有鱼了;把林子烧了来打猎,非但猎不到野兽,明年也不会有野兽了,所以如果把年轻人都抽出去当兵了,国家的赋税就没人来缴纳,这和竭泽而渔、焚林而畋没有什么区别。最终,魏征迫使唐太宗停发了征发的诏书。再如贞观四年(630年),唐太宗下诏发卒修洛阳宫干元殿,给事中张玄素封还上奏,详列不可建的各种理由后认为,当今百废待兴,必须勤俭节约才能够尽快恢复国力,皇帝不应该率先大兴土木,奢侈浪费;如果诸王再效仿,则浪费更多。因此实在不宜下诏修宫室。太宗最终也采纳了张玄素的意见,停发了诏令。二是约束群臣行政的权力。凡是百官奏议,须经给事中审读,若发现内容不当者,则可以“驳正”使其再奏。如贞观十六年(642年),刑部上奏认为,反叛者应当兄弟并坐。给事中崔仁师驳正之认为,杀掉反叛者父子,足以产生警示作用了;如果反叛者对父子安危毫不关心,又怎么会对兄弟安危担忧呢。最终驳回刑部奏议,令其再议。
由此可以看出,给事中的监察权力本身即为行政程序的一个环节,属行政监察,对军国大事等决策出台具有较强的监察作用。除了封驳权外,给事中还可对刑狱中的不合理现象给予驳正;出现蒙冤上诉的百姓时,还可以与御史一起纠察审理;有关部门的选补人员不能胜任职务时,还可与门下省长官侍中一起协商将其裁退。因而给事中实“为门下省之要职”。
贞观时期,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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