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西方文化对人物花鸟纹饰外销瓷的影响.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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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西方文化对人物花鸟纹饰外销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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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西方文化对人物花鸟纹饰外销瓷的影响

一、外销人物花鸟瓷产生的历史背景

明代末期朝廷开始实施“官搭民烧”政策，而此时“海禁”也有所松弛，因而官窑、民窑瓷器的海外市场得以开放并且产量达到了飞速的增长。这样一来，官窑的技术和制瓷装饰流入民间，并与之融合产生各种制瓷领域的交流。在历史的大舞台背景之下，此时期的中国瓷器开始了大规模的海外贸易，尤以景德镇和广州这两块的出口区空前的繁盛。史书中对这一场景曾有：“万杵之声殷地，火光冲天，夜不能寝，戏呼之曰四时雷电镇”之说。

明中期的外销瓷以景德镇青花瓷为主，此时期装饰题材上多以道教为主，在人物纹饰上多以八仙等人物出现。时代发展至明万历年间，官窑日渐衰退，但外贸商队的购买需求却不见递减反而大大增加，景德镇的民窑外销瓷产量也因此剧增，传统的纹饰早已满足不了外来商户的需求，至此外销瓷纹饰不得不接受外来购买商贾的特殊纹饰定制。绘制时的图样由他们提供，中国则按图样进行制作与绘制。在《景德镇陶录》中对当时定洋曾有形象的记载：“洋器，专售外洋者，有滑洋器、泥洋器之分。商多粤东人，贩去与鬼子互市，式样奇巧，岁无定样。”对于人物纹样有着较为明显的西洋化，构图上大多采用开光布局方式，加以花鸟纹饰做场景表现，其主要物题材还有宗教、圣经、爱情等。人物的绘画技法上与西方素描相结合呈现出既有中国传统手法韵味又有西方人物情节的双重特征。此类人物主要描写生活场景居多，喝茶、宠玩等。

二、西方文化对人物花鸟外销瓷的选样影响

明早期欧洲人对中国瓷器的认知度是蒙上一层神秘的色彩的，据欧洲各国商人对中国瓷器的探知而著的书中可以浅探到。包括1516年葡萄牙人巴尔博扎、传教士克罗兹等人都曾对中国陶瓷文化有一定时间的考察，但都不能真正领会中国陶瓷材料和制作的精髓。这样披上神秘面纱也同时带给欧洲人对中国陶瓷的疯狂追求和无限的向往。时至清代早期，中国外销瓷进入了一个新的高峰领域，越来越多的欧洲消费商来中国订制他们所要的瓷器，而本土的纹样与造型早已不能满足他们对瓷器的执迷与需求。也因此大量的欧洲本土图样纹样出现，并绘制于瓷器之上。

这一时期，中国的瓷器对外贸易窗口的打开，给欧洲人民带来了生活方式上质的转变，人们既可以将其用来摆设，也可以作为日常实用、还可与艺术和宗教信仰相结合。外来国商人则更多地提供他们国家社会现状场景、风土人情和生活习态等纹样题材。

康熙矾红描金中西两性乘车人物图盘，尤其耐人寻味，画面中心为一辆豪华的马车，引人注目的是车上的乘客，一位头戴西洋假发，身穿西洋大衣，身材高大的洋人，与其紧紧偎依在一起的竟然是一位头戴凤钗、身着纯粹中式装束的中国贵妇。这不能不令人思考，康熙时代中外人士往来的密切程度，有没有这种异国两性的紧密接触。从其精美熟练的画工可以确认，这不是日本或西方人的设计，只有技艺高超的中国工匠才有如此的创作功力。

“广彩”瓷便是中西人物花鸟纹样中碰撞后所产生的最为明显的装饰纹样。它融合了中西，在吸收了欧洲人物绘画的艺术精华之外，还融入了中国传统人物的彩绘手法，即演变成清朝时期外销瓷中的主力军。“广彩”中有一类“满大人”纹饰--“满大人”是西方人对清朝各级官员的尊称，如清广彩人物碗，瓷器纹样大多是在庭院之中，有远山果树，又有山水，戴红缨帽的主人公膝下有幼儿撒欢，身边有妻妾围绕，其乐融融，这是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官员生活的想象。

还有一类在国外商人及艺术家影响下，根据欧洲贵族、皇室等带来的有关军团、国徽、族徽等标志性的装饰纹样。这类纹样中有狮、鹰等万兽为原形而设计出的徽章装饰纹样，与人物相结合是彰显主人身份地位的象征。如清外销人物瓷盘，盘中画面中心将纹章造型与人物相结合图样纹饰，设计精妙，能够很好地融合场景与人物。周围加以传统花卉纹饰图样，色彩丰满，造型独特，画面精美。

三、西方文化对人物花鸟外销瓷的构图影响

中国瓷器在当时是名副其实的奢侈品，一直受到欧洲王室贵族的青睐。法国国王亨利四世就曾购入大量东方瓷器。因其珍贵，许多瓷器并末用作餐具，而是被用作装饰品，比如荷兰人用瓷器装饰桌子、展示柜，甚至门楣。还有更加匪夷所思的用途，比如把笔筒当作冰桶，把鱼缸用作花盆，把花瓶改成茶壶，把胆瓶改成牛奶罐。荷兰商人第一次把欧洲市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宽边碟、水罐、芥末罐、洗脸盆等器物做成木制模型带到广州，再请景德镇的艺人按模型做出瓷器。

将这一类型的瓷器与传统官民窑瓷器相比较，我们不难发现，其无论是在画面造型上还是画面内容上都有着较强的外来文化手法。而在造型手法上更是新颖独特，有采用盘底开光式。如康熙时期的外销西厢记图盘，盘沿开光边饰造型上略有西方纹饰影响因素，绘有梅花缠枝纹饰图样，一改往日大面积缠枝装饰，盘中心与盘沿留有一圈白边，在繁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