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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驾电动自行车”型危险驾驶案件社会治理

研究

作者：常丽于倩莫菲

来源：《中国检察官·司法实务》2020年第08期

摘要：当前，醉酒驾驶型危险驾驶持续推高国内刑事犯罪率，在刑事案件占比中位列第

一，其中醉酒驾驶经鉴定为机动车的电动自行车而被判处刑罚的情况也时有发生。行政机关对

电动自行车监管缺位问题一直存在，理论界对“醉驾电动自行车”罪与非罪没有定论，实务界对

不断涌现的案件机械应对，加之民众对电动自行车的性质缺乏认知，因此如何妥善处理此类案

件是摆在检察机关面前的一套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综合性试卷。检察机关应通过依法用好不起

诉权、打通“两法衔接”壁垒、引入社会公益服务惩戒制度等途径妥善处理案件，使人民群众在

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關键词：电动自行车危险驾驶罪社会综合治理

一、问题提出的背景

（一）“醉驾”入刑推高刑事犯罪率引发争议

我国《刑法修正案（八）》第22条增设危险驾驶罪，“醉酒驾驶机动车”作为一种危险驾

驶犯罪行为进入刑法规制范畴。罪名适用之初，该罪的立案处罚一定程度上存在“唯酒精含量

论”的倾向，只要行为人静脉血酒精含量超过80mg/100ml，就会被科以刑罚。2017年5月《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二）（试行）》（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出台，

该意见明确醉酒驾驶机动车应当综合考虑被告人的醉酒程度、机动车类型、车辆行驶道路、行

车速度、是否造成实际损害以及认罪悔罪等情况，准确定罪量刑。对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

的，不予定罪处罚;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之后部分省份也出

台地方性规定，对情节显著轻微的危险驾驶案件可作不起诉处理。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

2019年上半年全国法院审判执行数据，在全国法院审结的刑事案件中，危险驾驶罪已超越盗

窃罪，跃居第一位。在恶性刑事案件日益减少的今天，中国的犯罪率被危险驾驶罪这个轻刑罪

名持续推高。基于此，不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甚至是普通民众对危险驾驶入刑利大于弊，

亦或弊大于利的讨论越来越热烈，危险驾驶罪成为最受关注的罪名之一。

（二）“醉驾电动自行车”罪与非罪存在争议

电动自行车是否属于机动车？醉酒驾驶电动自行车是否按犯罪处理？长期以来，相关法律

和司法解释对此无明确规定，司法实践中亦认识不一。

一种观点认为醉酒驾驶超标电动自行车应当按危险驾驶罪处罚。理由是超标电动自行车系

机动车，醉酒驾驶机动车即符合危险驾驶罪的构成要件，醉酒驾驶超标电动自行车按犯罪处理

没有理论上的障碍。内蒙古扎鲁特旗法院就曾对白某醉酒驾驶超标两轮电动车的案件作出危险

驾驶罪的认定，判处白某拘役2个月20天、罚金5000元的刑罚。笔者所在地河北省沧州市，

2019年全市交警部门移送审查起诉该类危险驾驶案件13件，检察机关对其中2件依法作出相

对不起诉决定，其余提起公诉的11件案件均被法院以危险驾驶罪定罪处罚。

另一种意见则认为不宜将超标电动自行车认定为“机动车”，醉酒驾驶超标电动自行车亦不

应当按犯罪处理。理由在于对电动自行车的国家强制性规定属于技术性规范，是针对生产者、

经营者的科研、生产、经营活动而设定的标准。对于超标电动自行车是否属于机动车，并无行

政法规的明确规定，因此不能据此认定超标电动自行车属于刑法意义上的机动车。例如最高人

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编撰的《刑事审判参考》第94集第894号案例林某危险驾驶案即为醉酒驾

驶两轮电动自行车，基层法院按危险驾驶罪作出判决，但指导意见却对此案的处理发表了相反

意见，认为此类案件不宜按犯罪处理。

上述两种意见争议的焦点为依据国家强制性标准鉴定为超标的电动自行车属于机动车是否

具有行政法意义上的可处罚性。基于此驾驶超标电动自行车行为是否能够纳入刑法规范调整尚

无定论。

（三）“新国标”背景下仍有大量遗留问题亟待解决

2019年4月15日，《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强制性国家标准（以下简称“新国

标”[1]）正式实施，标志着电动车行业新纪元的开始。“新国标”对电动自行车的范畴作了具体

规定，进一步规范了电动车的生产经营活动。但是由于长期缺乏有效规范，电动自行车的行业

管理存在大量遗留问题，大量改装车、超标车仍然在售并且上路行驶，“新国标”无法解决这些

实际问题。目前有部分省份制定了相应的实施管理办法，细化当地电动自行车的管理与规范，

管理办法一般对超标、改装车保留了3年过渡期。例如《贵州省电动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