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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东平:教育改革的困境与动力

大学理想已成为当前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大学无精神、大学无操守已经使大学处于危险之地。大学本应成为道德源泉，清水衙门或道德的净化机。社会的道德应该有两个标杆，一个是官员一个是学校，如果这两个标杆都缺失的话，这个社会就岌岌可危。因此强调大学的理想和操守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目前的教育改革有两个缺失。一是缺乏对改革的理想共识。虽然大家都说要改革，但到底追求的目标是什么。并没有真正达成共识。

第二个困境是缺失动力。改革被现实利益、部门利益、既得利益所绑架。因此我这些年的工作更多在体制外，在基础教育，因为在这些领域还能够做一些事，做一些改变。而且，在社会参与的过程中，关于改革的理念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教育改革的动力机制到底是什么。大家都希望有一个顶层设计、自上而下的革命性变革，但是这种改革是不可期待的，不知什么时候能降临。其次，这种疾风暴雨、改天换地的改革一旦到来，往往也是不太可靠的。叶圣陶说过教育是农业，不是工业。没有新的教育理念的践行者，没有无数个学习型组织和学习型个人，自上而下的整体性制度变革也不见得能够取得预想的效果。

加拿大著名的教育专家迈克·富兰的研究认为，世界各国的许多教育改革都是轰轰烈烈开始，最后无疾而终。因为改革本身就是个不确定的非线性过程。解决社会复杂问题的创新动力还是在于学习型组织和学习型个人，而不是来自强制性的制度规定。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非常强调教育家办学，如果没有一批好的教育家，再好的教育理想也仅仅是一种理想。

在这种实践中，我们能感悟到一种较真实的教育改革的启动机制和实现模式，教育改革的动力来自如下一些方面：

1.以地方政府、基层学校为主的自下而上的教育实践和探索。做出一个一个的实验，建立一个一个的生长点，这次贯彻落实《纲要》就强调开展地方和高校的综合改革试点，建立在基层改革的试点上。例如，确定了17所大学的学院开展综合改革试点，说法是“花钱买经验，花钱买机制”，北师大的教育学部就是试点之一。我们更看好的是一些新学校，如南科大的改革，通过特事特办、新事新办，打破现有的制度束缚，给他们充分的自主权来进行探索。

2.开放促进教育创新。这和经济领域的改革是类似的。民国时期的高等教育为什么富有活力，原因之一是高校生态的多样化，国立大学、私立大学，还有国外的教会大学。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已经有四个境外的大学落地，如宁波诺丁汉、西交利物浦、珠海联合国际学院等。最近这一过程在加速，又有新的“洋大学”落户，如上海纽约大学开始招生，与杜克大学的合作也在进行之中，广东也准备“十二五”期间与四所香港地区的大学合作办学。开放才能促进教育的多元化，通过资源型竞争向体制性的竞争转变，形成良性的高教教育生态，促进高等教育改革。

3.网络促进教育改革和创新。我们正在进入一个以知识经济、互联网为特征的新时代，我们要考虑这种新的时代特征、新的技术和社会结构以及成长的一批新人。它对教育的改变已经清晰可见，将极大地改变着我们现在的教育面貌。丰富的网络资源、开放课程，可以真正实现个性化的自主学习，现有的教学都有可能被网络所取代，其对现有教学的冲击是可以预期的。目前境外的大学都已经将所有的教学管理和辅导实现在线化，包括作业修改和讨论等都可以在网上呈现和实现。

4.社会组织促进教育创新。这也是可以看得到的变革途径。许多社会组织都做过办学的尝试，如聂圣哲在安徽休宁创办的“鲁班木工学校”，自行授予“匠士”学位；李英强创办的“立人大学”，以及朱永新老师的新教育实验举办的“网络教师学院”等。可以采用师徒式私相授受的教学，最后提交一篇论文或论著，认可你毕业，如齐白石、郭德纲授徒那样。这种社会化的学习，打破了国家对文凭和学历的控制，当这种现象越来越多的时候，传统的学历观念就会被逐渐改变。

5.企业促进教育创新。当前我国的企业对于教育基本是失声的，限于对毕业生质量的抱怨和不满，但却无能为力。这和国外的情况完全不一样。在知识经济时代，高技术企业直接参与知识生产和创新过程，是教育改革最重要的动力，例如美国上世纪90年代以来推动改革的主要力量，包括推动网络公开课程等，主要是微软、ibm等高技术企业。这对中国教育改革具有重要启示作用。

杨东平为北京理工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