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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材使用对教师角色定位的基本要求

从2024年秋季开始，义务教育各学科起始年级将全面使用依据2022年版课程标准修编的新教材。教材使用问题正在受到普遍关注，使用者甚至存在一定程度的焦虑。使用新教材，当然需要有新的付出，对于这一点，大家是有所准备的；如何“用好”新教材，才是关注的焦点。

在教材使用方面，很容易出现的状况是“大师级开发人员”对教材使用的期望与“课堂教师”做出的决定之间的“落差和冲突”，因为“教师在多方压力下逐渐将教材的使用仅仅看作是‘一门程序化实施规定的技术’”。这种可能的状况表明，能不能用好新教材，首先需要关注的是教师的角色定位，在角色定位调整的基础上，教材使用相关的实践要求才能得以明晰。

一、课程一体化建设的推进者

课程改革实施水平，取决于课程建设的一体化程度。所谓课程一体化建设，从显性来看，就是不同的角色在做同样的事情。相反的情况就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或者“天鹅、大虾和梭鱼拉车”。课程一体化建设至少包括三个方面的要求：一是改革方向的一致性。在课程改革的基本理念、价值追求方面，所有参与者都应当形成清晰的共识。二是改革主体的平等性。课程改革的所有参与者，职业可能不同，分工可能不同，但作为改革主体都具有平等的地位，没有高下之分。三是改革过程的协同性。从课程政策设计、教材开发，到实际的教学实施，改革过程中的各个环节均保持相互协同的关系。

一体化建设对课程改革推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自2001年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开始实施起，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基础教育课程一体化建设趋势越来越明显，一体化建设水平也不断提高。为了提升改革一体化水平，国家层面做出了许多重大而明确的努力，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以逐步完善的方式持续推进课程改革

从2001年开始，新课程实施已持续了20多年时间。2001年实施义务教育课程方案、课程标准实验稿，2004年实施普通高中课程方案、课程标准实验稿；2011年对义务教育课程标准进行了修订，2017年对普通高中课程方案、课程标准进行了修订（2020年再次修订）；2022年对义务教育课程方案、课程标准进行了再次修订，并启动普通高中课程方案、课程标准新一轮的修订工作。总体上说，基础教育课程改革20多年来虽不断调整，但“以课程改革推动育人方式转变、以育人方式转变提升育人质量、以育人质量提升支撑强国建设”的基本方向和目标一以贯之。逐步完善的策略事实上造就了课程改革持续推进的总体态势，即便是从世界各国的角度考量，这也是一项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二）政策设计包含所有主体

21世纪以来，中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政策设计的专业化水平不断提高，全局观念和主体平等特征不断加强。一方面是政策设计者的参与角色不断走向多样、全面；另一方面是政策设计的对象完整包含各类改革主体，从国家、地方到学校，从教育行政管理者、专业支持者到教师、社区成员。包含所有主体的政策设计，使改革本身呈现出了整体发动的一体化特征。

（三）配套行动紧密围绕总体设计

近年来，教育部以课程改革推进为中心，制定中小学办学质量、教育质量评价指南和评价指标体系，实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普通高中新课程新教材实施示范区和示范校建设、义务教育教学改革实验区和实验校建设，整体推进基础教育课程教学改革深化行动，建立国家、省两级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实施监测体系，提升教材管理规范化水平，打造国家智慧教育云平台，重建教师培训体系，等等。所有这些配套行动，既呈现了各自的独立价值，也提升了课程改革过程的协同化水平。

一体化建设的总体背景对教师在课程改革当中的角色定位提出了上位的要求。课程改革的推进和深化，需要每一个参与者的贡献，其中，教师是课程一体化建设的“终端”。

不完成角色转变，不改变传统的被动执行者的角色，教师在完成具体工作的时候，就无法获得正确的理解和体验，也很难找到正确的行动路径。以教材使用为例，如果我们只是就教材论教材，在如何“用好”的问题上就很难找到正确的答案。只有当我们以课程一体化建设的推进者身份理解教材、使用教材的时候，教师在课程改革中的“终端”地位和价值才能真正得到显现，新教材才能真正“用好”。看起来这是一项很高的要求，实际则是基本要求。

二、新教材的准确阅读者

读懂教材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教材不是普通读物，而是从课程政策设计到课程实施的一座桥梁。这样的性质注定教材本身将承载更加多样的功能。就像有研究者所说：“从传统上来说，教科书主要用于传递知识以及构成一个练习题库。同时，它还有隐性的承载社会和文化价值的功能。”“如今，这些功能仍然存在。不过教科书还应该满足新的需要，比如培养学生的学习习惯、提出学习方法建议、把获得知识和日常生活结合起来等等。”

教材功能丰富性的把握和利用，是需要通过准确阅读才能完成的。于漪老师要求的“一课三备”，实质就是以文本为本体的挖掘过程：从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