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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腐败成因及治理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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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于wWW.zz-news.COM]

李微杰赵亚丁勇

[摘要]世界各国对于反腐有着不同的制度要求，但是仅凭法律制度的规范很难从根源遏制腐败的现象。反腐需要的是一把高悬于头顶的体制利刃、一只牢牢关住权利的笼以及一个牢固的思想堤坝。三者牢牢结合，相辅相成，最终形成一套可以传承且标本兼治的“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制度。在该体制下形成的自觉，是反腐工作的最大成果。

[关键词]制度；反腐；自觉

[作者简介]李微杰（1987-），男，汉族，湖南邵东人，云南省烟草公司昆明市公司富民分公司，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从事党务、群团、工会业务工作。赵亚（1990-），女，汉族，湖南邵东人，云南省烟草公司文山州公司，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基层党支部工作。丁勇（1973-），男，汉族，云南寻甸人，云南省烟草公司昆明市公司富民分公司，本科，主要从事办公室业务工作。

[中图分类号]D648.2[]A[]1006-8031（2018）06-0045-02

纵览中国历史，各朝各代的灭亡均来自于内忧外患，其中内部的腐败是其重要原因。新时期当以史为鉴，坚持反腐无禁区、零容忍、强高压、长震慑，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增强不敢腐的自觉。正如十九大报告指出的，只有以反腐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深化标本兼治，保证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才能跳出历史周期率，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

一、新时期反腐建设思想剖析

（一）确立新时期反腐价值取向

首先，必须确定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反腐倡廉制度，其中主要由反腐倡廉制度，价值观，心理意识，情感态度等诸多因素决定，必须将反腐的观念深入人心，真正实现反腐倡廉主观能动性。

（二）塑造反腐倡廉的制度形象

塑造反腐倡廉的形象，提高反腐倡廉工作的水平，对党内的个体和组织起到较好的心理引导和暗示的作用。包括加强反腐倡廉工作的制度创新，完善其运行机制，加强反腐倡廉工作的执行力度，坚守共产党人的高尚品格等。

二、反腐治理對策

古代对于为官不廉的官员，国家予以正法的居多。历代针对贪腐官员的刑法是非常严厉的，《秦律》中规定官员行贿或受贿只需达到一个铜钱之数，就要受劳役的处罚并且在脸上刺字。唐代、宋代及清朝初年也是提倡重刑以惩治贪官。严苛的刑法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官员的腐败。然而，单靠严刑整治腐败现象却有明显的局限性：古代封建制度多采用人治而非法治，君主建立的法律是以君王个人权利为基础的，加上朝代的变更频繁，法律的平等性、持续性受到了挑战，缺乏体制下的自我约束，在法律实施的过程中，法外用刑及借机寻私仇现象泛滥。

在国际上，新加坡虽提倡高薪养廉，但同时针对腐败制定了《公务员惩戒规则》《防止贪污法》等法律法规，并把官员的廉洁信仰放在第一位。美国制订了《廉政法》约束官员，同时成立专门的道德署，将反腐道德化，将道德法治化，成为美国反腐的一大特色。韩国为了防治腐败，制定了严格的检察制度，同时十分注重对国民和官员的廉洁教育，专门在学校课程中加入了反腐的相关内容，并通过媒体大力宣传廉洁文化。在瑞典、芬兰等北欧国家，既崇尚廉德，又注重健全监督制度，如政党监督、司法监督、审计监督等。

综合古今中外反腐经验，不难看出：主张集权的严刑峻法式反腐或者主张分权的道德引导（单纯的自觉）式反腐均不能有效反腐，唯有将法律约束、完善监督体制及弘扬廉洁文化三者结合才能培养制度下的自觉，进而彻底铲除腐败的土壤。

（一）高悬制度利刃，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

近年来，反腐立法，规范公职人员行为的工作不断取得进展，反腐制度也逐步完善。中央有关领导在各种场合不断重申中央在反腐问题上的立场，习近平在中央纪委十八届五次全会上就着重指出：“必须从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深沉的使命忧患感、顽强的意志品质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严肃查处腐败分子，坚决遏制腐败现象蔓延势头，着力营造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政治氛围。”在反腐制度的高压下，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使制度反腐深入人心，形成较大的震慑。然而，反腐制度设计不够完善，执行力度不够强，体系不够健全，一些具有特殊性的部门没有相应的约束制度等因素也给腐败留下了滋长的空间和土壤。

第一，应当进一步加强法律震慑作用，将职务犯罪原本比较靠后的位置适当提前，适当缩小渎职罪、贪污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之间的量刑差距，增加腐败的成本，从律法上体现政府对腐败案件的重视；第二，应进一步统一各地对于贪腐案件的量刑标准，明确对贪腐案件的刑法规定，减少没必要的政策性，从轻量刑，避免出现重案轻判、违规减刑、违规庭外执行的情况；第三，完善一些特殊部门的反腐体系，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填补体系中的漏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