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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地方治理的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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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生杨

摘要：“蜀人好乱”之说起源于南朝，在宋代尤其是北宋仍是社会各界的主流认识。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巴蜀社会稳定、地位不断提升，以蜀人为主的一部分士大夫从乱蜀者、蜀中及全国形势、治蜀政策等多个方面，极力批判蜀人好乱之说，为蜀人辩诬。明清以来，蜀人好乱之说更为流行，宋人的辨析无疑在巴蜀史上成为独特的现象，其深厚的历史及思想文化内涵值得人们反思。

关键词：宋代巴蜀蜀乱治蜀

K244：A：1000-8705（2014）04-45-51

地方治理必须根据各地的历史与现实，根据不同的风土民情，有针对性地实施。在巴蜀，“蜀乱”是个离不开的话题，而“宽严”又是个难于拿捏的尺度。以历史为镜，因应民情，上下相维，与时相宜，才是治理的必由之路。“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既治蜀后治。”这句妇孺皆知的话，对巴蜀历史特征有着深刻的总结，但巴蜀的实情并非时时、世世如此。在宋代，一些通晓巴蜀历史的人，就对“蜀乱”之说作过反思与批判。梳理一下这样的历史认识，有助于我们正确看待历史，从中获取有益的历史经验教训，以稳定社会，繁荣巴蜀。

一、宋人的“蜀乱”观

自公孙述据蜀之后，蜀中渐有割据乱事。西晋张载作《剑阁铭》，劝诫蜀人不要恃险作乱，以为刘备、诸葛亮“兴实在德”，而“凭阻作昏，鲜不败绩”。到南朝时，蜀人“乐祸贪乱”、“易动难安”的观念正式形成。“梁王朝境内农民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前仆后继，尤其是梁、益地区，起义的事件更是不断发生”。梁元帝便称：“蜀中斗绝，易动难安。”临汝侯萧猷也曾以“蜀人乐祸贪乱”，嘲笑成都人罗研。蜀人好乱既成为历史事实，又成为人们对待蜀人、蜀地的基本观念。宋统一巴蜀后，上至帝王将相，下至普通士人，皆以为蜀人好乱、蜀地易动难制，宋廷更据此对巴蜀实行特殊统治。

宋初统治者便十分警惕，提防四川乱局的再现。太平兴国四年（979）七月，宰相卢多逊建言太宗：“西蜀远险多虞”，“当先以腹心重臣镇抚之，则无后忧”。右谏议大夫知成都府许骧被召回朝，便上言：“蜀土久安，其民流窳易扰，愿谨择忠厚者为长吏，使镇抚之。”但在宋初的三十多年时间中，统治失策，四川地区孕育并爆发了多起武装反宋斗争，尤其是王小波、李顺起义（993-995），席卷川陕，公然在成都建立割据政权，与宋廷对抗。“李顺叛，众颇伏其（许骧）先见”，说明地方官对此有清醒的认识。

王小波、李顺起义加深了蜀人好乱观念，宋廷更是严加惩戒。欧阳修以为“蜀人喜乱而易摇”，称赞薛奎抚蜀（1028-1030）“以惠爱称”，“镇以无事，又能破奸发伏，无一不中”，“又能顺其风俗，从容宴乐”，以至“蜀人爱且畏之，以比张咏而不苛”。程琳抚蜀（1030-1032），欧阳修又说“蜀人轻而喜乱”，赞赏他“常先制于无事，至其临时如不用意，而略其细，治其大且甚者，不过一二，而蜀人安之，自僚吏皆不能窥其所为”。田况抚蜀（1050-1052）也面临着“蜀自李顺、王均再乱，人心易摇”的局面，而他“拊循教诲，非有甚恶不使迁，蜀人尤爱之”。王安石讲得更为具体说：“蜀自王均、李顺再乱，遂号为易动。往者得便宜决事，而多擅杀以为威，至虽小罪，犹并妻子迁出之蜀，流离颠顿，有以故死者。公拊循教诲，儿女子畜其人，至有甚恶，然后绳以法。蜀人爱公，以继张忠定，而谓公所断治为未尝有误。岁大凶，宽赋减徭，发廪以救之，而无饿者。”为了防止蜀乱，抚蜀地方官不惜以杀罚立威，而时人赞誉善治蜀者，更反衬出蜀地的形势不容乐观。不仅镇蜀者有此意识，蜀外之人有此说，就是蜀人也不例外。郫县张俞说巴蜀“俗侈物众，奸讹易动”。眉山苏洵则说蜀人“多怨而易动”。华阳王珪又称：“全蜀之远，朝廷所留顾也。地阻而易恃，俗轻而易摇，故钤兵之官，非沈武而凝重者，未易遣之。”

在巴蜀，蜀人好言祸乱，长久不衰，时常引起当政者的警惕。宋初，宋文蔚“以大理寺丞为中江时，狂人乘官吏大集，走呼蜀人喜乱易摇”，致使官吏“皆相怖亡匿”，文蔚“叱左右缚笞之，以令市人”，才避免了动乱。蜀中长期流传着王小波、李顺起义的故事，一旦有风吹草动，便以为有乱发生。在起义发生六十年后，“无知民传闻其事，鼓为讹语，喧哓震惊，万口一舌，咸为岁次于某，则方隅有不幸”。其“秋七月，蛮中酋长以智高事闻于黎，转而闻之益，云南疑若少动，岁凶之说又从而沸焉，缙绅从而信之焉”。朝廷对此更是小心翼翼，稍有征兆，即刻采取措施，加以处置，更有“星变一出，则恐惧警戒，以蜀为忧”。景德三年（1006）夏四月，西南方有大星，占者谓应在蜀分。真宗恻然动心，以为天有异象，可畏不可忽，于是择贤臣通世务者前往镇抚蜀民，选张咏知益州，谢涛以屯田员外郎巡抚益州。至和元年（1054）秋，“蜀人传言有寇至，边军夜呼，野无居人，妖言流闻，京师震惊”。于是仁宗以张方平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