镶嵌在海陆丝绸之路交汇点上璀璨的龙泉青瓷明珠.docxV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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镶嵌在海陆丝绸之路交汇点上璀璨的龙泉青瓷明珠（下）

土耳其托普卡帕皇宫博物馆珍藏龙泉青瓷精品赏析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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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国强李震/文

四、关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托普卡帕皇宫珍藏的龙泉青瓷珍品的讨论

面对这些珍藏在异国他乡，见证着海、陆上丝绸之路辉煌成就的青瓷珍宝，我们不禁要提出这些问题：它们是在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之下走出国门？路径又何在?生产与烧造的窑场在哪里？这些珍贵的青瓷外销瓷又具有什么样的性质与地位？这就是我们在鉴赏与研究珍藏在土耳其皇家托普卡帕皇宫的元代到明初这批龙泉青瓷珍宝的基本问题。

（一）宋、元至明初中国海上贸易的历史背景

中国瓷器作为海上贸易的重要商品始于唐，鼎盛于宋、元，延续至明清。就古代龙泉青瓷而言，其作为海上贸易产品发展于北宋，昌盛于南宋与元代，明初是其辉煌的海上贸易青瓷产品生产与制作的绝响。

海上贸易发展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其一要有完成远洋航行的船只，其次要有满足海外需要的商品。就第一条而言，宋代中国已能制造排水量达800吨左右，可以装载500—600人的巨型海船，史称“南船”。这种“南船”采用尖底造型，吃水深，能抗远洋风暴，再加上又采用密封隔水舱工艺，极大地提高了船舶的安全性能。因此在13—14世纪，南印度洋和中国之间的海上交通已全被中国帆船控制。宋代中国帆船可以远航至印度洋沿岸各国，不仅仅由于当时中国人已掌握了巨型海船的制造技术，而且更重要的是得益于中国当时两项属于世界领先的高科技：一是中国海船上普遍都使用一种叫作“浮针罗盘”的导航技术；二是中国海船上配备了记录沿途地点和里程的航海地图。正是这些技术支撑，大大提高了航海的安全性和航向的正确性，缩短了航行周期，扩大了远洋的范围。其二，中国独有的丝绸、瓷器以及茶叶已成为世界性的贸易产品，受到世界各国的欢迎。如图20，为宋元时代海上交通示意图。

宋代赵汝适所著的海外地理名著《诸蕃志》，成书于宋理宗宝庆元年（1225），分上、下两卷，记载了东自日本、西至东非索马里、北非摩洛哥及地中海东岸诸国的风土物产及自中国沿海至海外各国的航线里程及所达航期。其中仅列举当时由泉州港运出的瓷器其销售地就达24个地方。这些地方分别属亚洲的越南、柬埔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斯里兰卡、印度和非洲的肯尼亚。元代民间航海家汪大渊所著记述海外诸国见闻的著作《岛夷志略》中关于瓷器外销地的记录也达到44个地方，这些地方主要包括南洋、西亚以及非洲。汪大渊在《岛夷志略》中所记载的青瓷和处州瓷，以龙泉青瓷为主，同时也包括浙江、福建沿海地区仿制的龙泉青瓷产品。

自宋代以来，东南亚各地，中国瓷器已成为当地人民的日常用品，也是珍贵的礼器和装饰品。在13世纪，埃及和非洲沿海各地常用来自中国的珍贵瓷器作为礼品或作为体现财富与地位的装饰品。这些产自中国的瓷器常被镶嵌在清真寺的门楣和豪华的客厅的壁龛中，这种建筑装饰风格趋势一直延续到元至明初。

明代立国之初，朱元璋一反元代鼓励海外贸易的做法，实施禁海国策，命令“片板不许下海”，“敢有私下诸蕃互市者，必置重法”，禁止民间的海外贸易。另一方面，明太祖又为了树立天朝的圣威，又遣使招徕周边国家使臣前来称蕃纳贡，对前来朝贡的国家大加赏赐。这种“薄来厚往”的外交国策，使得各国在物品交换中大获益处，所以纷纷前来称蕃纳贡，因此出现了所谓的“朝贡贸易”。

1402年明成祖朱棣登位，采用“赉赐与贸易”并重的外交策略，开拓海外贸易市场并联络各国君主，以取得海外贸易的主动权。于是从1405年起下令郑和、王景弘组织庞大的船队七下西洋。郑和七下西洋所运往各国的货物，不但数量可观，而且以产品的独特性见长于世。其中大量的青瓷产品就出产自浙江的龙泉窑。如图21，1420年刊刻《天妃经》卷首的郑和下西洋船队图。

（二）托普卡帕皇宫珍藏的龙泉青瓷藏品的烧造窑口

珍藏在托普卡帕皇宫的龙泉青瓷大约有1350余件，大部分是元代和明朝初期的产品，其中以明代初期产品居多。这些珍贵的明代初期龙泉青瓷藏品，就是来自那个时期的“朝贡贸易”和“赉赐贸易”活动。大家都知道这些收藏在土耳其托普卡帕皇宫的龙泉青瓷均应出自浙江丽水龙泉[来自WWW.]，但其烧造窑口一直是一个谜。

2006年9月至2007年1月，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龙泉市博物馆联合对大窑枫洞岩窑址进行了考古挖掘，从而揭开了明代早期龙泉青瓷官窑的神秘面纱。如图22，是大窑枫洞岩明代早期龙泉青瓷官窑遗址。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徐军在《明代早期龙泉青瓷官器》一文中介绍大窑枫洞岩窑址考古情况：大窑枫洞岩窑址发现一处元代晚期房屋遗址，内部由南向北逐渐堆积了大量的明代初期青瓷残片和窑业废弃物，其中在接近房址地面的地层中出土了“永乐九年十一月廿九日立毛字记号”的纪年菊花纹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