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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史学思想之比较--以西方历史哲学与儒学为中心（一）

如我们的标题所示，我们写作本文的意图是想对中西史学思想作一比较

研究。但这里有一个双重的困难，即如何从史学史的角度，界定西方的历

史哲学和中国传统史学中的儒学思想。一个首当其冲的问题是，我们能否

在西方史学史中，找到这样一个一以贯之的思想传统。同理，我们也是否

能在中国的传统史学中，发现一个同样历史悠久的传统。在本文的写作中，

我的好朋友王晴佳将主要负责中国史学思想的部分。但我们所面对的是同

样的问题，即能否把“西方”和“中国”加以“同质化”(essentialize)和对立化。

因为我们所面对的，不但是一个源远流长、而且也是多重层面的文化传统。

譬如在中国，单以儒家的传统为例，就可明显地看出古典的儒学与产生于

宋代以后的理学之间的差别。在西方的史学传统里，我将着重其历史哲学

的方面，以求找出一个模式来与其它史学思想传统作比较。

无论是我们把中国的还是西方的文化传统作同质化的处理，都是同样

不妥和危险的。让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中国的情形。尽管西方学者长期以来

倾向于把儒学视为中国文化传统的代表，但我们非常清楚这些大而化之的

概括存在不少不足之处。如所周知，在公元前五世纪，孔子开始传授其学

说思想的时候，他有不少竞争者。事实上，在孔子生活的时代，百家争鸣，

被人称之为一个哲学家的时代。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我们还能找到那些

学派残存的、但又清晰的痕迹。有些学派，如道家和法家，曾在某些历史

时期对中国的政治与社会产生过重要的影响；而另一些不太著名的学派则

被融和与吸收在中国的主流文化里面。儒家地位的上升，是在公元前一世

纪；汉朝的儒家董仲舒(约前179-114)获取了汉武帝（前141-87）的信任，

得以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于是，儒家成了官方的意识型态。儒家的

著作也就成了经典。汉武帝决定采纳董仲舒的意见，独尊儒术，主要是出

于一种政治的需要，因此儒学的影响在当时也主要局限在政治的领域。这

种情形到了宋代，特别是十一与十二世纪以后，才有改变。理学的兴起使

得儒学开始对社会道德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但是，由于佛教的影响，理学

所关心的问题，又与古典的儒学有所不同。这在下面还要讨论。

其次，儒学本身也决不是一个单一的整体。相反，在中国的文化传统

中，它就像一个开放的、但又高度竞争的活动空间，为不同的诠释学派所

使用，记录下它们的活动与声音。就在儒家被奉为经典不久的公元一世纪，

汉代的学者在孔子旧居中发现了一些以不同字体记载的典籍，因此就面临

了一个如何鉴定其真伪的问题。从此以后，儒家便在大致上分为两派，分

别是今文学派与古文学派。属于今文学派的儒家信奉汉代一般通行的版本，

而古文学派的学者则相信那些新发现的版本；它们之所以被称为“古文经”

是因为其采用的字体到了汉代已经不再为人所用。但是，这两派之间的真

正区别并不仅仅是所用版本的不同，而是反映了他们对儒家经典诠释的不

同。到了三世纪，汉代灭亡，儒家遭遇到更严重的挑战。他们不但要寻求

内部的统一，同时还要对付外部的挑战者-佛教。理学在十一与十二世纪的

兴起，自然可以视为儒家成功的复兴。但其实这一成功，正是以理学的折

衷主义为基础的；理学受佛教之影响，有目共睹。的确，在诠释儒家的经

典上，理学家做了不少革新的尝试。他们还提供了一套新的经典，那就是“四

书”。从此以后，“四书”的重要性超过了一般认为是孔子亲手编定的“五经”。

理学这一诠释学的“革命”，影响十分深远。在一定的意义上，这一“革命”

对明清两代中国思想史的发展，有建构性的作用。在那个时期，学者们从

不同的角度，对如何理解儒家的经典做了不少尝试。明代的王阳明

（1472-1528）及其追随者所提倡的”心学”和清代的考证学者对古籍所做的

语义学的考证，都是著名的例子。

中国的史学传统，源自先秦时期。在这一传统中，我们也能发现这一既

活跃又多元的文化、哲学传统的清晰痕迹。譬如，虽然司马迁希望能继承

孔子的治史传统，但在他的著作中，我们还是能发现不少其它学派，特别

是道家的影响。如果联系到司马迁所生活的年代，正是儒家被奉为正统的

时代，那么司马迁的博采各家，就更让人有所寻味了。即使在司马迁之后，

儒家对中国史学编撰的影响，也还是不能看作是理所当然的。对儒家的主

张，即在历史中强调道德训诲，“善善恶恶、贤贤践不肖”，史家仍然有所取

舍，并没有成为一种当然的准则。唐朝在七世纪建立编史馆，自然表现了

官吏与官方史家（他们之间并没有严格的区分）希望在历史著述中，即在

编写朝代史，也就是所谓”正史”的过程中施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