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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历史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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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选官制是我国古代选拔人才入仕的一种制度，几乎贯穿了整个封建社会的始终，对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等诸方面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历史上每一次选官制度的变迁都与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的变化息息相关，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科举制的演化都客观地反映了中国封建政治制度的发展。

【关键词】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科举制

K207A1674－4810（2011）01－0037－02

中国正式的选官制度从汉代确立，成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汉至晚清两千年的时间里，实行过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科举制等多种选官制度。它们在不同历史阶段产生、发展、壮大、灭亡，此消彼长，不断更替，折射出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特殊的社会政治背景。

一察举制对汉朝选官制度的积极影响

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汉武帝下诏“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被认定是察举制度正式出现的标志。标准有四：“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按章复问，文中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遇事不惑。明足以决，才任三辅令，皆有孝悌廉公之行。”根据这四条标准，察举科目有孝廉、贤良、茂才、明经等，其中又以孝廉最为重要。西汉是以每个郡国定期推举为准，到东汉则改为按人口比例推举。

察举制作为一个全新的选官制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为汉朝提供了大量人才，如文吏董仲舒、司马迁、公孙弘；将帅卫青、霍去病；奉使张骞、苏武等。汉朝的察举制“如果单从历史效果上看，可以说是历朝历代最好的，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既保证了人才的输入、流通，也兼顾了人才的品质、能力。”据《秦汉仕进制度》统计，汉代常科如孝廉，其多数是从未仕的布衣中察举，其中布衣占57.7%，吏占38%，官占4.3%，这说明察举制极大地保证了民间人才向上级阶层的流动，成为联系朝廷与普通士人的纽带。

尽管察举制的效果不错，但从今天看来，这种制度的漏洞颇多，因为，察举大权在“丞相、御史、列侯”和“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即中央和地方的重要官员手中，加上察举的标准主要靠人为掌握。因此，标准如何把握、主动权、决定权都在官，这就存在很大的徇私舞弊空间。但纵观汉朝大部分时期，察举制更多的是为国家引进人才提供了便捷的通道，而不是成为官僚垄断的工具，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汉朝的封建专制尚不强大，先秦以来士人的以天下为己任的人格精神尚未完全败坏。先秦时期“礼崩乐坏”“瓦釜雷鸣”，当时士人满怀一腔热血纷纷登上历史舞台大展宏图，他们蔑视残暴昏庸的统治者，以天下苍生为己任，励精图治。孟子在《孟子?滕王公下》指出士人“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正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也。”他们不求富贵，只求青史留名，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有一段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千古绝句就显示出早期士人的这种追求：“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奋》；《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也。”

这种精神对汉朝具有极大的影响力，作为官员的士人更多的是以天下苍生为己任，而非个人得失。司马迁被处宫刑一度寻死，但意识到苟且一死与蝼蚁何异？于是专注于《史记》的著作，终成大器。察举制之所以能够在长时间内保持公允，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士人独具的这种人格精神坚挺。

察举制对日后产生的最大的影响就是士大夫阶层的形成，随着汉朝推行“独尊儒术”的文化专制政策，儒家经学不仅被官方认可，也被上流社会所喜谈。所以没有一点儒学基础，想入公卿和郡守的法眼而被推举是很艰难的，这就使得“两汉是春秋战国以来儒生与文吏融合的年代。”士人们经过儒学的包装之后取得了政治权利或取得了获取政治权利的资格，转化为士大夫阶层。

二九品中正制对魏晋南北朝选官制度的消极影响

察举制到东汉就已显现出明显的弊端，士人已经转为士大夫，他们读书的目的只是为了出仕，先秦士人的人格精神已经消弭，在人心不古的情况下，士大夫们为了出仕日益虚伪，往往打着孝悌的旗号来提高身价，士大夫阶层的虚伪堕落直接导致了察举制的异化，汉代郡吏是由当地人充任，这些本地出身的官僚都不遗余力地为本家族谋利，东汉中后期各郡大吏基本上都被各郡大族控制，人才的评议和推举实际落入了世家大族之手。察举制虽然还打着“以德取人”、“以才取人”的旗号，实际上已经是“以族取人”，而这些被推举出来的人往往更虚伪，“举秀才，不知书。察孝行，父别居。寒清素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

到了曹魏时期，察举制终被九品中正制取代，曹魏建立九品中正制的目的是通过朝廷派出的中正官把选拔人才的权力从世家大族收归中央。但是，这个制度却有着先天的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