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不溯及既往制度的本质.docxVIP

法不溯及既往制度的本质

——以纽伦堡审判为视角

法不溯及既往问题引起世界各大法系学者的共同关注是在二战后的纽伦堡审判中。1945年8月8日，美、苏、英、法四国签订了《伦敦协定》，它是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成立的依据。《伦敦协定》包括两部分：《1945年8月8日伦敦四国协定》和《纽伦堡宪章》，这是审判依据的法律基础。纽伦堡审判始于1945年11月，四国各自任命了首席检察官，它们共同起诉了24名纳粹德国首要战犯以及6个纳粹组织。4盟国还分别任命了一名法官和一名助理法官，联合组成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经过10个月多的审判，法庭最终判决22名被告中的12人绞刑、4人终生监禁、3人有期监禁、3人无罪；并宣告纳粹党的政治领袖集团、党卫队、盖世太保为犯罪组织。不过，在纽伦堡审判过程中及审判结束后，实际上发生了一些争议，其中就包括：审判是否违反了法禁止溯及既往的法治原则？

一、二战前的法不溯及既往制度

法的溯及力问题之所以引起法学家的关注，在于期待以之保障正义。十九世纪以前，人们只是从自然法的角度抽象地谈论法的溯及力问题，对溯及既往理论并未作深入的探究。十九世纪之后，各国纷纷以“既得权”理论来解释和支撑法不溯及既往原则。美国以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斯托里在1814年的福音会诉惠勒案中所发表的法庭意见为代表。在德国，历史法学派萨维尼在《法律冲突与法律规则的地域和时间范围》一书中对此作了详尽的阐述，他认为：新法不应溯及既往，新法不得影响既得权。

不过，由于“既得权”理论和法不溯及既往理论是相互循环解释的，且何为“既得权”也有界限不清的问题，寻求新理论的努力在整个20世纪前后一直在进行中。其间，法国的学者提出了“新法的即行效力理论”，德国的一些学者提出了“真正溯及”与“非真正溯及”的二元理论，美国人则把美国宪法中的正当程序条款运用于解决法的能否溯及问题。这些理论虽存在一定区别，但总体上都是对传统“既得权”理论的完善，即对法的即行适用持肯定态度，这是对溯及既往观念的限缩。美国从19世纪后期起即不再使用斯托里大法官的既得权标准去衡量一个法律是否溯及既往，而是用宪法的正当程序条款来衡量。实质性正当程序原则要求国会所制定的法律必须满足公平与正义要求，如果国会所制定的法律剥夺了个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但又不符合公平与正义的要求时，法院将宣告这个法律无效。如果法律溯及是促进某些合法目的实现的合理手段，则法律溯及就是符合正当程序的要求而是被允许的。[1]

二、纽伦堡审判中法溯及既往抗辩的出现

1945年6月5日盟军宣告德国战败，并由四大盟国掌握德国最高政权。面对德国在二战中的野蛮行径及骇人听闻的暴行，当时有代表性的处置观点有二种：一种观点以罗斯福政府的财政部部长小亨利·摩根索的“摩根索计划”为代表：立即处决纳粹首要罪犯，流放纳粹低级党员，把德国战俘作为强制性劳力使用以重建惨遭重创的欧洲，拆除德国所有的工业设施，把它变成彻底的农业社会以消除其发动战争的潜在能力等。另一种观点反对以暴制暴地对待战后德国，反对就地处决纳粹头目，主张对他们通过文明的审判程序来定罪处罚，如美国陆军部部长亨利·史汀生向罗斯福总统建议“以庄严的态度对这些人施以惩罚，才与文明的进步协调一致，也才能对后世产生更大的影响。”最终，以司法审判的途径来惩治德国战犯的观点得到了采纳，进而签订了《伦敦协定》并组织了军事法庭。

但由于这些协定颁布于战争结束之后，如果按各大陆法系国家的成文刑法的禁止溯及既往原则来评判，则这些协定将不能在法庭上作为审判《伦敦协定》颁布之前的犯罪行为的法律依据，战犯的辩护人在审判的不同阶段都提出了法不溯及既往的辩护理由，这在纽伦堡审判官方文件《TRIALOFTHEMAJORWARCRIMINAL》蓝系列（TheBlueSeries）各卷中有完整的记载。法律溯及既往之争由此出现。

三、法溯及既往抗辩的解决

实证主义法学是当时西方的一个重要法学学派，该学派认为，统治者认可的现行制定法、程序和习惯才是有效的法律，而一般的或普遍的法律原则、概念和理论等应然层面上的观念则毫无实际的法律效力，而纽伦堡审判所依据的法律都是二战后制定的。纽伦堡法庭面对的法律问题是，它要尽力表明其审判活动具有可靠的法律依据，并没有违背法律不得溯及既往的原则或者在这种情况下的法溯及既往是被允许的。法的溯及力问题早就得到了世界各大法系的关注，并且已取得一些比较成熟的理论成就和司法实践经验，这就为解决此次审判中遇到的溯及既往问题提供了依据。

（一）宪章奠基人的立场

纽伦堡审判的奠基人及《伦敦协定》的签署者均否认宪章和控诉违背了法不溯及既往原则。对于破坏和平罪，并不承认它是一项纯粹的创新，而是认为早就存在着。自19世纪末开始，各国就试图通过《海牙规则》等国际条约限制战争，也通过诸如《国际联盟公约》和《凯洛格——白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