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后汉书》补表研究.docx

??

?

??

清代《后汉书》补表研究

?

?

?

?

?

??

?

?

?

杜高鹏（西华师范大学四川南充637000）

[摘要]清代学术受朴学之风影响巨大，古典考据学独盛，尤其至乾、嘉间之考据学，几乎独占学界势力，乾嘉历史考证学是乾嘉考据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在中国史学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补各史的《表》、《志》十分繁荣,关于《后汉书》补表的著作贡献突出,具有重要的史学研究价值。

[关键字]清代；历史考证学；《后汉书》；补表

范晔《后汉书》在唐时跻身前三史，在正史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史记》，《汉书》皆谨于年表，而范晔《后汉书》仅有纪传，而表志未立，萧梁时刘昭补注旧志，不及表，梁启超认为“表志作为史书之筋干[1]”，对研究史书具有重要的意义。除宋人熊方在宋高宗年间撰成《补后汉书年表》十卷以外，然其余补《后汉书》年表佳作都出自清代，清代《后汉书》补表达到了一个的高峰。

一、清代乾嘉历史考证学的繁荣

梁启超认为，清代考据学的兴起，其实是一种“思潮”的体现，而这种思潮导致了学界的取向，从而导致前期“经世致用”之学和后来考证学的繁荣。“凡‘时代’非皆有‘思潮’，有思潮之时代，必文化昂进之时代也。其在我国，自秦以后，确能成为时代思潮者，则汉之经学，隋唐之佛学，宋及明之理学，清之考证学，四者而已”。[2]

二、清代以前关于《后汉书》补表研究

宋熊方撰《补后汉书年表》，全书有《同姓王候》两卷，《异性诸侯》六卷，《百官》四卷，共十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充分肯定了熊方的补表，认为“经纬周密，叙次井然，使读者按部可稽，深为有裨于史学。”熊方在《补后汉书年表进状》中说：“至范晔为后汉书，又先书而殒，使表志未立。至刘昭补注诸家之志，表又缺之。则欲成此书，当在今日。臣遂集补年表十卷……仿班史撰著两汉人表，以补范史不足”[3]。至此《后汉书》成一代完书者是也，虽然其有一定的缺陷和不足，但史学价值的地位不言而喻。梁启超评价“熊方有《补后汉书年表》若干卷，实为补表志之祖”[4]。

三、清人关于《后汉书》补表的著作考证及特点

清代在朴学风气之下,《后汉书》的考据、校注、辑佚之学也达到空前的高度。而《后汉书》缺表志这一客观事实也为考证学着开辟了一块乐土。清代著作流于世的有：

（一）诸以敦，字艮麓，号爱堂，钱塘人，福建长乐知县，师从钱大昕。撰《熊氏后汉书年表校补》五卷，同姓王候表一卷，异姓王候表一卷，百官表三卷，后遗补同姓王候表，异姓王候表和百官表，后来又进行了续补。清代潘衍桐著《两浙輶轩续录》中记载“艮麓，丈壮歲仕，闽以忧归，即不复出，生平尙气，谊重然诺，尤笃于戚族，间凡有諈诿，靡不竭心，力以赴之，诗笔豪宕，闲作小词，暮年键户，著书专攻，史籍所著《熊方后汉书年表校》，《补东汉朔闰表》，已刊行尚有《淮南子高注校补》，《通志氏族略辨证》及《吉莫吉斋丛稿》未梓藏于家。”[5]诸以敦在读熊氏补表后觉舛漏尚多，恐疑误后学，再加上酷爱史学，于是打算补熊氏表。他在自序中言：“高庙搜访遗籍录入袐阁，适古歙鲍君以文得宋镌本，请吾师钱竹汀詹事勘审，抱经卢学士又重加考订……於展阅数遍，觉两先生所校舛漏尚多，若非分修整明，仍恐疑误后学，而卢氏移改之处有未经祥考者，转以贻将来之口实，因取全史参互而厘正之。卢氏采章怀注所引东观记，续汉书，谢承书，以及水经丽注补其缺，而於袁宏后汉纪，金石录诸书皆未及焉……今取其可信者，兼载数条金石遗文，缺然可据，间为征引，足资讨核。”[6]

（二）万斯同撰有《东汉诸帝统系图》，《东汉诸帝统系表》，《东汉诸王世表》，《东汉外戚侯表》，《东汉宦者侯表》，《东汉云台功臣侯表》，《东汉将相大臣年表》，《东汉九卿年表》各一卷。万氏早年师事黄宗羲，酷爱史学。他认为:“史之有表，所以通纪传之穷，有其人已人纪、传而表之者;有未人纪、传而牵连以表之者。表立而纪传之文可省，故表不可废，读史而不读表，非深人史者也。”[7]万季野之书刻印多次有，李邺嗣，朱羲尊，阮元，黄宗羲，吴锡麒等先后为其作序，并受到他们[来自www.lw5U.coM]极高的评价。

（三）钱大昭著《后汉书补表》八卷，作于乾隆四十二年，清史稿云：“钱大昭，字晦之，嘉定人，大昕弟。……大昭于正史尤精两汉……又以宋熊方所补《后汉书年表》只取材范《书》、陈《志》,乃于正史外兼取山经、地志、金石、子集，其体例依班氏之旧，而略变通之，著《后汉书补表》八卷。计所补王侯，多于熊《书》百三十人，论者谓视万斯同《历代年表》有过之无不及”。[8]其中卷一诸侯王表，卷二王子候表，卷三光武明章和安顺沖功巨候表，卷四桓灵献功臣表，卷五外戚恩泽表，卷六宦者候表，卷七，公卿表上，卷八公卿表下。“得诸侯王六十一人，王子侯三百四十四人，功臣侯三百七十九人，外戚恩泽侯八十九人，宦者侯七十九人。偶有异同，加辨证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