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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制度视角研究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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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双芹李敏燕

摘要：选取2003—2016年中国对43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面板数据，运用引力模型研究制度环境和制度距离对中国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市场规模、基础设施、矿产资源和工资水平是影响中国投资规模的重要因素。在制度环境方面，中国企业主要集中在公民话语权与问责制完善、政治体系稳定，但法制效率低下的东道国进行直接投资；在制度距离方面，企业则倾向于政治稳定性差距较大、腐败程度较为相似的东道国进行投资。

关键词：“一带一路”；制度环境；制度距离；对外直接投资

：F114文献标志码：A：1673-291X（2018）18-0084-05

引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积极推动“走出去”战略，不断加快对外投资便利化进程。2015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标志着“一带一路”建设进入了全面推进阶段。国家对企业“走出去”环境的进一步完善，大大促进了中国企业积极开展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ForeignDirectInvestment，OFDI）。商务部发布的对外投资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仅次于美国，继续蝉联世界第二，高达1961.5亿美元，同比增长34.7%。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于2015年突破万亿美元大关，2016年达到1.35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3.6%。

随着中国OFDI的迅猛发展，东道国的制度因素对于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越来越显著[1]。跨国企业对于商品输出、资本输出的选择不仅仅偏向于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国家或地区，更偏向于制度完善的国家或地区。完善的制度环境能够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降低交易成本，促进跨国企业进行境外投资活动。然而，我国兴起海外投资狂潮的同时摩擦也日益加剧，2003—2016年我国海外并购失败率竟高达60%，由于对东道国和母国制度差异了解不够而导致我国企业跨国并购失败的事件频频发生[2]，这大大影响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因此，本文以2003—2016年我国对43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数据为样本，运用引力模型研究制度环境和制度距离对中国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进而深化“一带一路”建设，推动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以沿线国家和地区为依托向周边国家和地区扩散，建立国际间经贸合作健康发展新局面。

一、文献综述

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史学家道格拉斯·诺斯（North）等人最先将制度因素引入经济学研究，认为制度与制度变迁对经济发展有影响作用[3]。20世纪末，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为企业的国际化战略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Scott从规范作用、管制作用和认知角度三个方面系统阐述制度的功能，认为完善的制度可以保证经济活动的平稳运行[4]。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研究制度环境对中国OFDI的影响。MishraAnil认为，制度质量较高的国家或地区拥有较高的公信力和较强的执行力，可以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5]。韩民春、江聪聪基于2003—2014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面板数据，从风险评估的角度得出，对于冲突频发的国家或者地区，由于存在着政策不确定性，预期收益低，大部分的跨国企业会将投资从冲突风险大的国家向冲突风险小的国家转移，即跨国企业OFDI表现出政治风险规避性[6]。因此，本文假设：东道国的制度环境正向影响中国OFDI。

关于制度距离对中国OFDI的影响，最早可追溯到科斯的内部化理论。该理论认为，跨国企业会选择在心理距离短，文化影响相近等交易成本较低的区域进行投资，凭借其“内部化優势”获得更高利润[7]。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提出的产业升级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很大程度上受“心理距离”的影响，利用与睦邻国家直接的密切贸易往来、心理距离短、文化影响相近等独特优势，实现企业OFDI效益的最大化[8]。此外，不少国内外学者对制度距离的投资效应进行研究。Daude和Stein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东道国与母国制度差异越大，跨国企业的投资风险和经营成本越高，这将显著影响企业的区位选择战略。东道国与母国在政府效率、法律效率和政府稳定性等方面存在的差异对跨国企业OFDI行为有显著性影响[9]。国内学者，如李凝和胡日东认为，中国与东道国间的文化距离与OFDI显著负相关，但华人在东道国的网络可以削弱这种影响[10]。叶亚杰基于制度视角研究中国企业OFDI时，发现跨国公司向与母国制度差距较大的东道国进行OFDI时，需要承担司法仲裁机制、权益保证等投资风险，因而削弱了企业投资积极性[11]。因此，本文假设：东道国的制度距离负向影响我国的OFDI。

二、指标选取

由于一些欠发达国家数据统计系统不完善，数据缺失严重，本文在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