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法制现状分析.docxV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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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

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法制现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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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法制现状分析

一、问题的背景

当下，我国又一次掀起了民间文化保护的热潮。和以往不同，这一次全面启用了一个新的概念：非物质文化遗产（英文缩写为“ICH”）。这个概念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倡导下，经历了一个从争议到基本达成共识的命名过程，如今已被国际社会广泛接受。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和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明确的内容来看，这个概念基本涵盖了曾经分属于民俗学、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以及戏剧学、音乐学等学科研究的对象。但这个术语的使用并非只是对以往术语的简单替换，而是一种“推陈出新”。可以说，这个新概念整合了广泛的文化事象，使得它们能够与物质文化遗产相比肩。但这种整合的价值也不应该被放大到近乎神话的地步。我们可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提出扩大了对象的范围，拓展了知识生产的空间，它为各种文化事象的彼此相遇提供了平台。但很难说，通过整合，建构一种整体的观念能让民间文化的保护变得更为容易，有时甚至还会变得更为困难。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方面，情况就是如此。当然在公法领域，立法构建了统一的价值目标，创建了整体的保护制度和措施，明确了政府的职能和义务；但在私法领域，这个宽泛的概念也使得权利主体的不确定性更加明显，权利客体的模糊性更加突出。事实上，这些问题由来已久。195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的一次政府间会议通过了《世界版权公约》，但该公约保护的内容没有覆盖到“民俗”所指称的范畴。首创民俗一词的英国民俗学家汤姆斯认为，民俗是在普通人们中流传的传统信仰、传说及风俗，即“民间古旧习俗或民间文学”、“民众的知识学问”以及“古时候的举止、风俗习惯、仪式、迷信、歌谣、寓言等等”。而这些正是后来被称作“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要组成部分。它们主要属于“非西方”的文化形态，因难以得到“西方”主导的国际版权法的保护，而遭受着严重的破坏，包括被肆意掠夺和歪曲。到了20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在一些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影响下，教科文组织开始关注从国际法的角度来保护“民俗”，并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通力协作。自此，在国际社会拉开了一场围绕着“民俗与版权保护”问题的历时久远、争执不断的认同过程。这个过程也正是当下“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的历史语境。

二、国际层面的保护现状

非物质文化遗产牵涉诸多应由私法调整的社会关系，这些关系可能涉及财产、合同、习惯。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知识的存在特性，为它提供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变得很直接而且异常突出。由于美国主导的知识产权全球化进程直接导致了发展中国家难以获得知识产权的问题。所以我们不能把目光放在世界贸易组织上。与此不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则积极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保护。该组织创建了“遗传资源、传统知识和民间文艺政府间委员会”（WIPOIntergovernmentalCommitteeonIntellectualPropertyandGeneticResources，TraditionalKnowledgeandFolklore，IGC），把遗传资源、传统知识和民间文艺三者合并研究，其中后两者即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畴。该组织倡导对现行知识产权制度进行创新，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知识产权保护。并根据“创新”与现行知识产权制度的关联程度，将其分为两种模式：一种是“经改革的知识产权”；一种是“独立的特别保护体制”。前者是在现行知识产权的框架内对现行制度进行修正，后者是在现行知识产权之外另行制定单行法来处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问题。由于并不存在一个不属于知识产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权的提法，两者都属于知识产权的扩张问题。所以这种区分没有太大的现实意义。这里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在WIPO的研究中，总结了一些具体的可操作的制度，用来解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这些制度虽然在国际上没有形成统一的影响，却在区域层面和国内层面得到了确实的体现。WIPO把这些具体措施归纳为防御性保护措施和积极性保护措施。前者包括披露来源制度和在先技术制度，后者包括授权使用制度、特别登记制度、特殊权利保护制度、事先知情同意制度。

三、对现状的分析

上述措施，针对现行制度之不足，提出了一些比较有创见性的解决方案。它们的问题在于都是一些碎片化的个别性的解决方案。WIPO的总结不足以说明它们可以构成一个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国际体制。WIPO从解决新旧制度冲突的角度入手来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全球保护有两个优势：一是在已有的知识产权国际体制的基础上进行革新，从对现代知识的保护自然推及到对传统知识的保护，这样便于在人类认知进步的旗帜下，形成国际认同；二是通过承认已经存在了一个相互依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