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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王法书管窥-------关于学习王字的经验谈

沈尹默

爱好书法的朋友们，向我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怎样学王”?这个问

题提得很好，的确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也是我愿意接受这个考验，

试做解答的问题之一。乍一看来仿佛很是简单，只要就所有王帖中举出

几样来，指出先临那一种，依次再去临其他各种，每临一种，应注意些

什么,说个详悉，便可交卷塞责。正如世传南齐时代王僧虔《笔意赞》

(唐代《玉堂禁经》后附书诀一则，与此大同小异)那样：“先临《告

誓》,次写《黄庭》,骨丰肉润，入妙通灵。努如植槊，勒若横钉。......粗

不为重，细不为轻，纤微向背，亳发死生。”据他的意见，只要照他这

样做，便是“工之尽矣”。其实便这样做，在王僧虔时代，王书真迹尚为易见，努力为之，或许有效，若在现代，对于王书还是这样看待，还是这样做法，我觉得是大大不够的。

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在没有解答怎样学王以前，必须先把几个应当先决的重要问题，一一解决了，然后才能着手解决怎样学王的问题。几个先决问题是，要先弄清楚什么是王字，其次要弄清楚王字的遭遇如何，它是不是一直被人们重视，在当时和后来有那些不同的看法，还有流传真伪，转摹走样等等关系，这些都须大致有些了解，然后去学，在实践中，不断揣摩，逐渐领会，才能和它一次接近一次，窥见真缔，收其成效。

现在所谓王，当然是指羲之而言，但就书法传统看来，齐梁以后，学书的人，大体皆宗师王氏，必然要涉及献之，这是事实，那就须要将他们父子二人之间，体势异同加以分析，对于后来的影响如何，亦须研讨才行。

那末，先来谈谈王氏父子书法的渊源和他们成就的异同。羲之自述学书经过，是这样说的：“余少学卫夫人书，将谓大能，及渡江北游名山，比见李斯、曹喜等书，又下许之见钟繇、梁鹄书，又下洛下见蔡邕《石经》三体书，又于从兄洽处见张袒《华岳碑》,始知学卫夫人书，徒费年月耳。羲之遂改本师，仍从众碑学习焉。”这一段文字，不能肯定是右军亲笔写出来的，但流传以久，亦不能说它无所依据，就不能认为他没有看见过这些碑字，显然其间有后人妄加的字样，如蔡邕《石经》句中原有的“三体”二字，就是妄加的，在引用时应该把它删去。尽人皆知，三体石经是《魏石经》,但不能以此之故，就完全否定了文中所说的事实。文中叙述，虽犹未能详悉，却有可以取信之处。卫夫人是羲之习字的蒙师，她名铄字茂猗，是李矩的妻，卫恒的从妹，卫氏四世善书，家学有自，又传钟繇之法，能正书，入妙，世人评其书，“如插花美女，低昂美容。”羲之从她学书，自然受到她的熏染，一遵钟法，姿媚之习尚，亦由之而成，后来博览秦汉以来篆隶淳古之迹，与卫夫人所传钟法新体有异，因而对于师传有所不满，这和后代书人从帖学入手的，一旦看见碑版，发生了兴趣，便欲改学，这是同样可以理解的事情。在这一段文字中，可以体会到羲之的姿媚风格和变古不尽的地方，是有其深厚根源的。王氏也是能书世家，羲之的叔父虞，最有能名，对他的影响也

很大。王僧虔曾说过：“自过江东，右军之前，惟虞为最......书为右军法。”羲之又自言：“吾书比之钟、张，钟当抗行，或谓过之；张草犹当雁行。张精熟过人，临池学书，池水尽墨，若吾耽之若此，未必谢之。”又言：“吾真书胜钟，草故减张。”就以上所说，便可以看出羲之平生致力之处，仍在隶和草二体，其所心仪手追的，只是钟繇、张芝二人，而其成就，自谓隶胜钟繇，草逊张芝，这是他自己的评价，而后世也说他的草体不如真行，且稍差于献之，这可以见他自评的公允。唐代张怀璀《书断》论羲之书法云：“然剖析张公之草，而秾纤折衷，乃愧其精熟，损益钟君之隶，虽运用增华，而古雅不逮。至精研体势，则无所不工。”张怀璀叙述右军学习钟、张，用剖析、增损和精研体势来说，这是多么正确的学习方法。总之，要表明他不曾在前人脚下盘泥，依样画着葫芦，而是要运用自己的心手，使古人为我服务，不泥于古，不背乎今，才算心安理得。他把平生从博览所得的秦汉篆隶各种不同笔法妙用，悉数融如于真行草体中去，遂形成了他那个时代最佳体势，推陈出新，更为后代开辟了新的天地。这是羲之书法，受人欢迎，被人推崇，说他“兼撮众法，备成一家”的缘故。

前人说：“献之幼学父书，次习于张(芝),后改制度，别创其法，率尔师心，冥合天矩。”所以《文章志》说他“变右军书为今体。”张怀瑾《书议》更说得详悉：“子敬年十五六时，尝白其父云：”古之章草，未能宏逸，今穷伪略(伪谓不拘六书规范，略谓省并点画曲折)之理，极草纵之致，不若稿行之间，于往法固殊，大人宜改体。且法既不定，

事费变通，然古法亦局而执。”子敬才高识远，行草之外，更开一门。夫行书非草非真，离方遁圆，在乎季孟之间，兼真者谓之真行，带草者谓之行草。子敬之法，非草(盖指章草而言)非行(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