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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关村科技创新规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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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科技发展史、创新史及经济发展史上，中关村占有特殊地位。它是我国第一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级人才特区。它是我国科技体制机制改革的试验田，是引领创新的风向标和领头羊。中关村的诞生，来自于美国硅谷的启示，初期目标是要成为“中国的硅谷”。经过30多年演进和快速成长，中关村在经济规模上已是仅次于硅谷的全球第二大科技园区，在科技创新与创业的一些方面已经开始超越硅谷。当前，中关村已经处在一个新时代的前沿，它不仅仅是“中国的硅谷”，更是“世界的中关村”和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一中关村现象：政府和市场的有机结合

中关村和“中关村现象”的诞生并非偶然。新中国前期在该地区的科教资源布局和创新研发投入，使中关村地区成为我国科教智力资源最密集的区域，为改革开放后科技人员下海创业和科技创新奠定了物质基础；改革开放后对中关村科研人员的解放思想和“松绑”，开启了中关村地区持续30多年的科技创新演化历程。30多年来，中关村经历了“电子一条街”、个人电脑和门户网站、移动互联网等阶段[1]，始终站在改革开放的最前沿。中关村的整个演化过程，是一个体制机制不断改革、活力不断激发的过程，更是国家意志和市场力量无缝接力的过程。近年来，中关村的创业创新和发展已经展示出诸多较以往完全不同的新特征，进入全新的发展阶段。

（一）计划时期的科技资源布局奠定了中关村发展的基础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有一段著名的话：“我们一为‘穷’，二为‘白’。‘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一张白纸，正好写字。”[2]解放之初的中关村，正是这样一种“一穷二白”的情况：一无自然资源，二无人力资源，甚至长期以来只是一个偏居北京城西北一隅的只有几十户人口的小村庄以及大片荒乱之地。然而，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关村及周边地区的大规模科技资源布局，却改变了中关村既往的发展路径。20世纪50年代初，我国采取“赶超战略”和“举国体制”，建立了与中央计划经济相适应的苏联模式的科研院所体制，并将中国科学院在京研究所选址并建立在中关村地区，“八大学院”随后也建设在这里。国家通过行政力量将有限的科技资源向有限领域、有限地区集中，从而使中关村快速地成为全国最密集的科教活动区。

计划时期国家在中关村地区的科技资源布局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科技基础设施，二是科研人员。新中国成立以来，向中关村地区的科技、教育投资达到上百亿元。截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海淀区内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等院校50所，中国科学院等各级各类科研院所138所，拥有全国一流的实验室和实验设备；拥有科技人员8万人，其中高级职称的占1/3以上；设置各种专业近1000个；每年在校大专学生和研究生10万人，大学毕业生2万人[3]。在计划经济和举国体制条件下，中关村地区这种高密度科教资源和人力资源配置的确也创造了大量科学技术发明成果，其代表就是以“两弹一星”、合成牛胰岛素、复方蒿甲醚等。然而，这种科研体制的封闭性也决定了它们只能是科学技术发明成果，科学家和工程师只能在清贫中度日。

（二）改革开放使中关村的创新潜能得以释放

邓小平恢复工作后，高度重视科学技术和教育工作，先后召开了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以及全国科学大会，恢复了科教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和待遇，恢复了科学技术领域的国际交流，发表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重大论断。一系列拨乱反正和解放思想工作，逐渐打开了潜藏在中关村地区数万科技人员中的科技创新和创业潜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科学家们越来越多的科技发明成果能够与经济发展相结合，从而驱动着中关村科技创新不断演化与升级。

1.电子一条街时期：市场行为和结果

计划时期的中关村，可谓是“科研院所一条街”，是科教举国体制的典型。但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诞生，却是一种市场行为和市场结果。中国科学院的科技人员突破原有的体制束缚，下海创业、辞职创业等，开创了我国科技人员兴办民营科技企业的滥觞；更重要的是，从一开始，中关村发展就是仿照美国硅谷模式并希望建设成“中国的硅谷”。

1979年，中国科学院物理所研究员陈春先访问美国，有机会参观了波士顿附近的“128号公路”和加州的“硅谷”，美国高技术科研成果的产业化，特别是惠普、王安、苹果和乔布斯等创业创新故事使陈春先深受启发。回国后，陈春先为中科院科研人员做了《技术扩散与新兴产业》的报告。他指出，“美国科学家、工程师有一种强烈的创业精神，总是急于把自己的发明、专有技术知识变成产品，自己去借钱，合股开工厂；那里已经形成了几百亿元产值的新兴产业；中关村地区的人才密度绝不比旧金山和波士顿地区低，素质也并不差，但有很大的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