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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性采访的伦理学争议及其应用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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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隐性采访作为一种有争议性的信息获取方法,时常被媒体使用。2017年8月,《法制晚报》记者暗访海底捞劲松店和太阳宫店,曝光该大型连锁餐饮企业存在安全隐患;[1]2015年,《南方都市报》记者卧底替考组织,揭发南昌高考舞弊乱象;[2]2011年,河南电视台都市频道记者假扮智障劳工,深入黑砖窑报道倒卖智障奴工的黑色交易链[3]……这些新闻在受到公众称赞的同时,也引发了专业人士的思考。由于隐性采访一般是以“记者隐藏身份或采访意图”“采访客体对于采访事宜毫不知情”“采访者隐蔽包括录音、摄影、摄像设备在内的采访工具”等方式进行的,这些“隐瞒”行为都指向其行为的非伦理正当性——“欺骗”。

对于隐性采访的讨论主要从两个角度进行:其一是法律视角,其二是伦理视角。基于法律条文来探讨隐性采访的禁区何在,这些规定较为明晰。但隐性采访引发的“伦理困境”相对复杂,“人在道德选择过程中遇到的一种特殊的矛盾情形:当在同一价值体系的范围内选择了按照某种道德准则的要求去实现一定的道德价值时,就不得不放弃或妨害其他道德准则的要求去实现另外的道德价值,由此使选择者陷入了一种道德选择上的困难境地”。[4]是忠于真相,还是忠于诚实成为每个使用隐性采访获取信息的新闻工作者所面临的问题。

隐性采访的伦理困境,关键在于其手段的不正当性与结果的正当性之间的对立,由此,本文基于伦理学的义务论和结果论两大道德原则评析隐性采访,以便行动者更清晰、更正确地做出道德选择。

二隐性采访是否具有伦理正当性之评析

(一)基于义务论评判隐性采访的伦理正当性

隐性采访中的争议之处在于这一采访方式违背了诚实的道德原则。义务论者关注的是行为本身,一个行为的对错取决于行为本身所具有的性质和特点。[5]只有基于义务而行动的行为才是道德上有价值的行为。基于义务论的分析视角,隐性采访的伦理不正当性在于该行为本身就具有“欺骗”“违背承诺”等特点。义务论的典型代表人物是康德,在他看来诚实是必需的,是必须遵守的绝对律令。

隐性采访不具有伦理正当性的原因有以下两个。

其一,隐性采访行为本身就是欺骗,无法普遍化。康德认为普遍化是检验一个行为是否合乎道德要求的标准,即如果某类行为无法实现普遍化,那么它就是不道德的。行为者在决定选择时,需要考虑“如果每个人都这样做会怎样”。隐性采访虽然是新闻工作者的职业行为,但如果普通人也像新闻工作者一样,为了达到自认为是“善”的目的而去撒谎欺骗,那么就会破坏良好的社会秩序。所以,绝对义务论者认为,在任何情况下不能欺骗是一种完全责任,所谓“善意的谎言”和“情非得已”都是不成立的。1978年,两名《芝加哥太阳时报》的记者假扮成一对夫妇,买下了一间旅馆取名“幻景”,暗中拍下了几十名电气与建筑巡检员的索贿行为,其后连载4个星期“揭腐”文章。“幻景”系列报道影响很大,但参评1979年的普利策奖时遭到否决,《圣彼得斯堡时报》时任首席执行编辑帕特森不同意将普利策奖授予“幻景”,他提出:“如果报纸以编辑的身份要求政府坦白、公开,而自己又隐瞒真相或掩饰动机,新闻界作为一个整体就会在可信性方面付出代价。”[6]这就是一种义务论的观点。在绝对义务论者看来,隐性采访行为本身就具有伦理不正当性,无论结果如何,都不应当提倡。

其二,隐性采访将他人视为目的,是一种“非善”。为了获得一手资料,记者往往选择隐瞒身份或采访意图,甚至可能假扮、策划以诱导他人,利用当事人的感情,曝光当事人的隐私。1971年《华盛顿邮报》记者本·巴格迪基以假身份、假姓名和假履历进入监狱,将身陷监狱的经历写进长达8个部分的系列报道《囚徒的耻辱》的第二部分,并于5个星期后发表,直到这时他的典狱官和狱友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在义务论者看来,无论最终是否改善了监狱乱象,欺骗监狱中的相关人就是不道德的,因为记者将这些人视为达到目的的手段。“人们以为自己在与同事或新朋友私谈,实际上,他们所说的话可能会向成千上万名读者或数百万名收看电视的观众公开。”[7]在这个过程中,这些被采访者成为记者利用的工具或手段。这与义务论者所强调的“不论对待自己或他人的人性,都要当成目的,绝对不能当成只是手段”[8]这一原则相违背。

(二)基于结果论评判隐性采访的伦理非正当性

虽然在隐性采访中的行为具有伦理非正当性,但从结果来看,隐性采访所撰写的新闻报道往往获得良好的效果,这种目的与结果的良好效益使隐性采访具有了伦理正当性。持此观点者多为结果论者,即认为行为的结果是决定行为是否道德的重要因素。结果论中最有代表性的观点是效益主义(也称功利主义),即坚持“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理:判定人的行为对错的唯一道德标准,是所做的行为能否增进最大多数人的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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