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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法语文学在国内的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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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法语文学在国内的翻译

非洲的书面法语文学诞生于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不仅是非洲文学、也是世界法语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历程与非洲其他语种的文学相近。法国早期在北非的马格里布地区和中西非拥有二十几个国家的广阔殖民地，包括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塞内加尔、几内亚、马里、象牙海岸、上沃尔特、多哥、贝宁、尼日尔、乍得、加蓬、刚果、扎伊尔、喀麦隆、中非、卢旺达、布隆迪、毛里塔尼亚、马达加斯加、毛里求斯和塞舌尔等国。北非的马格里布地区指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3国。1946年以后，特别是50年代初期，民族解放斗争题材的文学作品显著增多，阿尔及利亚出现了一批重要的民族作家。西非和中非是非洲法语文学的重镇，诗歌、戏剧和小说都涌现出许多杰出的作家。塞内加尔和喀麦隆作家的作品不仅影响深远，而且是非洲法语文学中被翻译得最多的作品。

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翻译非洲法语文学作品始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其中，1959、1964-1965、1983-1985是明显的高潮时期。在此期间所翻译的作品体裁以小说为主，间或有诗集或少量诗作出现在杂志上，戏剧领域则几乎是一片荒漠。进入九十年代，译作同比反而减少，但出现了不少有价值的研究性论文。本文主要按时间线性顺序，来分析非洲法语文学在国内不同时期的翻译情况。

二、五六十年代

我国对非洲法语文学的翻译始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这是因为非洲的传统文学为口头文学，书面文学是殖民者带来的文化产物，到二战结束后的五十年代才迎来了创作的全面开花，因而通过翻译进入中国读者的视野要更晚一些，远远比不上英、法、俄等欧洲文学在中国的翻译。在这一时期，受意识形态和政治局势的影响，苏俄文学是中国学术翻译的重心，幸运的是，有一小部分的非洲法语文学就是通过苏俄文学被转译到国内的，如乌斯曼·桑贝内的《塞内加尔的儿子》和斐迪南·奥约诺的《老黑人和奖章》就是如此。

据不完全统计，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间国内翻译了约20部非洲法语作品。其中，1959年、1964-1965年这三年是翻译的高峰，共计13部译作；上海和北京的作家出版社的翻译数量最突出，达到近半数；国别译作极度失衡，塞内加尔作品有8部之多，喀麦隆和几内亚各有3部作品，阿尔及利亚2部，其它国家还有零星之作。这一时期的翻译特点有：1）译作多，评论少。2）译作政治取向明显，翻译为政治宣传服务。3）作家、国别、出版社在翻译工作中比例失衡，有的作家一作多译，有的重要作家却根本没有引进中国。4）译作与原作出版时间相近。

在五六十年代翻译的非洲法语文学作品中，塞内加尔的作品几近半数。这其中，乌斯曼·桑贝内又独占鳌头。作家出版社分别在1958、1959年推出他的小说《祖国，我可爱的人民》（黎星译）和《神的儿女》（任起莘、任婉筠译），前者还于1961年再版。桑贝内的其它作品还有1959年香港的上海书局出版的《黑珍珠》，以及同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塞内加尔的儿子》（王崇廉译）。后者其实和《祖国，我可爱的人民》原作相同，只是由不同的翻译家进行了处理。

其它塞内加尔文学译作还有：作家出版社推出的大卫·狄奥普的《鎚击集》（1962，张铁弦等译），以及阿卜杜拉耶·萨吉的作品。后者的两部代表作都罕见地以女性为主人公，中译本将两部原作合编作一本，名为《混血姑娘的梦》（1964，万里骅译）。外国文学出版社还曾推出《桑戈尔诗选》（1964，曹松豪、吴奈译）。

喀麦隆的斐迪南·奥约诺的两部代表作很早就被引入中国。《老黑人和奖章》（王崇廉译）由中国青年出版社于1959年出版。另一部《僮仆的一生》则更为有趣，有1961年同年，分别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李爽秋译，和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陈伯祥译的两个版本。

几内亚的卡马拉·莱伊的《黑孩子》是“黑人性”运动的文学样板，也是非洲最著名的长篇小说，1964年由重庆出版社推出了黄新成的译本。其它作品还有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凯塔·福代巴的诗集《深夜》（1964，贾芝译），以及吉·塔·尼亚奈所编撰、著名的马里帝国史诗《松迪亚塔》（1965，李震环、丁世中译）。

除了西非的法语文学重镇，北非的马格里布地区也有译作引入。阿尔及利亚的狄布的代表作是阿尔及利亚三部曲，第一部首先在1959年就与中国读者见面，即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大房子》（1959，郝运译），另外一部则要等到70年代。作家出版社则出版了同是阿尔及利亚作家的卡杜尔·穆罕撒吉的《灰烬的沉默》（1965，梅绍武译）、突尼斯的艾卜勒·卡西木·沙比的诗集（1961，冬林译）、摩洛哥的穆罕默德·阿齐兹·拉巴比的《苦难与光明——希望的新歌》（1964，金志平译）、以及马里的马马杜·戈洛戈《非洲的风暴》（1965，苏杭、郝运等译）

1960年，《读书》第7期上刊登了王逸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