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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数字化治理思考

［提要］乡村数字化治理是一种新兴的乡村治理模式，旨在通过多领域、多层次、多范围的数字信息技术赋能，促进城乡之间资源和要素的流动。其目标是弥补城乡数字鸿沟，打破传统乡村治理的不足，推动乡村治理能力全面升级。但目前乡村数字化治理过程中存在着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地区失衡、数字资源供给与农民需求脱节、村民数字化应用不均衡、数据信息整合与共享制度不完善等现实问题，通过完善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对乡村“数字化管理”人才培育、融通乡村居民话语表达的“数字化”通道、建立组合式的数字化治理平台等措施，可有效提高乡村智慧治理效能，助力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在“数字中国”与“数字乡村”建设推动下，各地方政府结合中央政策，根据自身乡村社会实际发展情况，因地制宜的制定以各类地方性管理办法与规划形式的政策性文件，并相继开展丰富多样的实践探索。在治理现代化转型背景下，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的价值意蕴如何、现实瓶颈在哪、如何进一步提升乡村数字化治理路径等是乡村数字化治理转型的核心要义，也是本文要解答的理论命题。

一、乡村数字化治理转型价值意蕴

提升乡村治理效能是实现乡村治理有效的要求。与传统乡村治理方式相比，数字化技术与乡村治理深度融合而形成的乡村数字化治理具有丰富而深刻价值意蕴。

第一，有助于改变传统的单项式治理结构，建立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格局。其所提倡的乡村治理共同体，可有效消除消解原有的制度外供给为主、自上而下的线性治理方式，赋予村民、社会组织、企业等参与乡村公共事务和决策的能力，实现乡村内生式发展。同时，在治理效能方面，乡村数字治理强调治理主体的平等协商和共同参与，注重在兼顾各方利益诉求的前提下实现效益最大化，并致力于在保障决策科学、民主、合理的基础上确保决策执行的有效性。

第二，有助于加快实现城乡融合发展，推动高质量跨越式发展。乡村治理数字化有助于城乡资源合理配置与流动，进一步缩小城乡“数字鸿沟”，推动城乡一体化进程，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以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同时，数字技术所释放的扩散效应、溢出效应与普惠效应赋予了乡村治理以更强大的动力，有效地克服了传统乡村社会治理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的同时，也提升了乡村获取信息资源的机会。

第三，有助于克服信息传播的单向性，打通多元治理主体话语表达的渠道。以党建为引领的数字化治理渠道，通过现代化数字技术平台的搭建，使村庄党务、村务、财务、政务等相关信息得以公开透明，让各方能够更有效地去参与乡村治理，发表意见和监督决策的执行，从而实现更多元的主体参与到乡村治理之中，重塑治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在“缺场”的条件下有效实现村庄自治。

二、乡村数字化治理现实藩篱

（一）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存在地区失衡。近年来，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各级政府加大了对乡村数字乡村建设的资源供给，乡村数字技术基础设施建设得到一定程度的强化，但与城市相比，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仍处于弱势地位。一方面信息设施建设在不同农村地区存在失衡。我国东部地区农村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数字技术应用能力要远高于中西部农村，甚至部分农村地区光纤网络、4G网络、数字通讯设施覆盖的深度和广度还不够，尤其是一些偏远地区尚未实现网络进村以及网络信号差等。另一方面城乡之间的数字技术革新速度存在差距。据第5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2年底，我国农村宽带用户总数达1.76亿户，农村互联网普及率达到61.9%，较上年增加了4.3个百分点。虽然各级政府加大了对数字乡村建设的投资力度，但我国农村信息技术的革新速度与城市相比仍存在一定的差距。其缺乏高效运转的数据处理设备、智能终端和信息系统控制平台等，难以建立起覆盖乡村基本公共服务资源的完整数据库，从而导致大数据在乡村治理赋能过程中缺乏全面的数据支撑。

（二）数字资源供给与农民需求脱节。能否有效回应需求是检验乡村治理有效性的关键标准。数字资源和服务的供给本应来自农民的实际需求，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产生，但实际情况却与此相反。一是数字技术赋能下乡村治理更加注重量化考核和专项治理。因此，各地基层政府为了应付考核而建立了形形色色的数字平台、研发各色各样的智能应用App，试图营造一幅乡村数字治理盛景，但其大多脱离农民的现实需求且使用率低，使其沦为一些追赶潮流、宣传政绩的形式主义产物。例如，一些地方政府花费较多的资源，在乡村大力推广“数字农家书屋”之类的网络阅读平台，但实际上村民对读书的需求并不高，即使有村民有读书的需求，也不会去采用这类平台。二是在数字化治理工作中，村干部常常陷入村级台账建立、表格填写、材料报送等各种繁杂的行政事务之中，而缺少时间真正地深入到群众之中，了解群众需要，解决群众问题。三是从表面上来看，数字平台的建立使得信息提供和公共服务更为详实，但深入“内核”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