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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互助养老服务供给困境及优化策略

［提要］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大量的农村青年外出就业，农村空心化、老龄化程度日益加重。如何缓解农村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延伸性问题，成为政府、社会的关注热点。在共生理论指导下，以天津市武清区W村“幸福大院”为例，构建供需主体协调共生分析框架，提出构建责任共担的共生单元、对称互惠的共生模式以及互助养老的共生环境等优化建议，以期破解农村互助养老服务模式的难题。

一、问题提出

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总人口共有141，178万人，其中60岁及以上的人口有26，402万人，占比13.5%，反映出当前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在2021年发布的“十四五”规划中提出推动养老产业和养老事业协同发展，在乡村振兴的基础上完善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在养老服务方面，农村面临的老龄化带来的问题更多，一方面农村老年人数量多、年龄大；另一方面劳动力大量外流，农村空心化现象日益严重，原有的家庭养老模式分崩离析，不足以满足现有农村老人对养老的需求。这意味着如何更好地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让老年人安居乐业、颐养天年成为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得到学者的广泛关注。

家庭养老模式经过社会结构和文化的变迁，逐渐退出其主体地位。究竟哪一种模式更适合农村的现实情况呢？现有研究指出，农村互助养老是老年人的自发互助行为，在政府的引导下能够得到广泛的开展，有着坚实的社会基础。许多学者对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的历史文化渊源、开展条件、模式优势以及时代价值进行了详细的探索讨论。由于该模式推行开展时间较短，还存在着农村老年人参与积极性不高、分散养老压力效果不明显等问题。但不容置疑的是，相比于其他养老模式，农村互助养老模式成本低、易开展、可复制性强，符合现有农村的养老环境，是一种最佳的农村养老服务模式。

基于对已有文献的归纳梳理，发现现有学者关于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的研究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但是研究内容依然存在欠缺的区域。大多学者只是站在单一主体的角度，针对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的困境提出解决对策。然而，农村互助养老模式既涉及服务的供给方，又涉及服务的需求方以及其他参与互助服务模式的角色。鉴于此，本文旨在探索两个问题：农村互助养老服务模式开展的过程中出现了什么问题？出现问题的原因是什么？

二、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共生理论是由德国真菌学家德贝里在1879年提出的，他认为生态世界中各种生物群处于一种生态链中，它们相互依存、相互依赖，共生理论是生物依赖和转化的前提和基础。我国最早利用共生理论研究经济领域的是袁纯清，他在探索中不断丰富共生理论的理论框架，开启新的研究视角。之后，也有学者利用共生理论研究区域经济发展、城市规划等主题，共生理论得以广泛应用。共生理论包含共生单元、共生环境、共生模式三个要素，三者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

利用共生理论分析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的优势在于：将相关主体涵括在共生系统中，体现出共生单元在共生环境中相互作用寻求自身定位的动态过程，从而达到对称互惠性的共生模式，为分析农村互助养老模式提供一个系统性的分析框架，使得对策分析趋于全面、完整，见图1。共生理论的含义就本文的研究主题而言，共生单元指的是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的参与人员，包括村委、社会组织、慈善组织、管理者；共生模式主要是指对称互惠的共生模式；共生环境是指外部环境，包含经济、政治以及文化环境。（图1）

图1分析框架图

三、研究设计与案例陈述

（一）研究方法。本文采用单案例探索研究方法，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利用案例研究可以使研究主题更加直观、聚焦，使研究条理清晰明确；其次，案例研究具有深入性，使得研究不是浮于表面，而是挖掘出其内在本质和发展逻辑；最后，案例研究的目的在于探索案例事件是“如何”和“为什么”发生的，适用于本文的研究目的。

本文选取天津市武清区W村“幸福大院”作为案例研究对象，主要是归因于以下两个方面：“幸福大院”经过数年的发展，在分析农村互助养老服务中具有代表性意义；“幸福大院”涵盖老龄群体数量大，涉及主体多元化，能够体现出共生单元的动态交互过程。

（二）数据收集与分析。本研究通过多种渠道收集数据，保证数据来源的真实性、准确性、全面性。数据收集涵盖一手资料和二手资料，其中一手资料研究采用结构式访谈和半结构式访谈相结合的方法；二手资料包含政府报道文件、文献资料。各类资料数据相互交叉验证，保证了数据的可靠性。

（三）案例描述。天津市武清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于天津市其他区而言较好，但是所面临的老龄化现象较严重。因此，天津市武清区为了探索农村养老新模式，于2019年修建W村“幸福大院”。“幸福大院”是天津市最大的农村互助养老服务中心，在原有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完善，提供全方位的养老服务，涵盖住宿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