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民法典立法条件的法理学思考.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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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民法典立法条件的法理学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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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世纪之交的中国，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重大机遇和挑战，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正走向新的辉煌之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民法是调整商品经济关系的基本法，是保障人权的基本法，是保障社会安定的基本法，它已成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法律基础。民法之法典化问题，为法学界所关注，笔者在此谈谈法理学视野中的民法典立法条件。

目前我国进行的改革，是一场新的革命，它不是盲目的社会运动，而是目标明确的伟大社会实践。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场根本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落后面貌，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革命。这场革命既然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35—136页。）我们的改革是有其对象、步骤和目标的，“应该根据有科学根据的事先设计好的行为方案进行，而法律恰好是这种行为方案的最基本的、最主要的模式。所以有计划、有秩序的社会改革和建设，必须不断巩固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法律基础。”（注：孙国华、朱景文：《对“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之我见》，《法学》（沪）1992年第11期。）这样的一场全面性的改革，应由国家通过法律规定改革的实现目标、操作步骤、必经途径及应遵循的基本原则等，以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改革决策要与立法决策紧密结合。立法要体现改革精神，用法律引导、推进和保障改革顺利进行。”要“加强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完善立法体制，改进立法程序，加快立法步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法律规范。”（注：《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文件，1993年11月14日通过。）调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规范，首先是民事法律，推进改革内在地需要民事立法，而民法典作为民事法律系统化的表现，更有助于推动改革的深入发展。在培育和发展市场经济体系中，必须加强全局观念和统一市场的意思，加快有关市场的立法工作，建立正常的市场进入、市场竞争和市场交易秩序。当前经济体制改革的迫切要求和主要任务是构筑市场规则体系，建立统一开放、公平竞争的经济秩序。而民法通则已表现出若干与现实不相适应之处，深化改革需要尽快制定民事法律的“宪法”-民法典，以形成体系完整、逻辑严谨、内容丰富、具有高度权威性的民事法律体系，使其成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支柱。

标准，将现存的与制定民法典有关的社会经济文化状况与之相对比，如果与头脑中的民法典相适应，即说制定民法典的条件成熟，相反，则为不成熟。此时判断“制定民法典的条件是否成熟”，关键取决于对民法典的理论设计，如果该理论设计远离现实，制定民法典的条件就不成熟；如果该理论设计碰巧符合现实，制定民法典的条件则为成熟。基于这种思维模式，谈论“制定民法典的条件是否成熟”，无论得出的结论是，“条件基本成熟”，还是“条件不成熟”，都是以观念作为最终的裁断标准。“法学家以为他是凭着先验的原理来活动，然而这只不过是经济的反映而已。”（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84页。）存在决定意识，人的意志的内容从根本上讲是被决定的、是被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不是完全自由的。“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0页。）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在法律与社会的关系上社会是本源、社会决定着法律。法律的制定，应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出发，必须符合社会的需要，其中的权利义务内容只能在它的经济基础所蕴涵的可能范围内选择，而不是任意加以规定。“现在我手里拿着的这本codenapolen（拿破仑法典）并没有创立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相反地，产生于十八世纪并在十九世纪继续发展的资产阶级社会，只是在这本法典中找到了它的法律表现。这一法典一旦不再适应社会关系，它就会变成一叠不值钱的废纸。”（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8页。）如果以现存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作为制定民法典的前提，将实际的物质生活条件作为产生法律之母，则法律只是社会之子，人们绝不会提出“制定民法典的条件是否成熟”之类的问题。不同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法律形式，在我国目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水平下，应该有与之相适应的民法典。“事物的法的本质不应该去迁就法律，恰恰相反，法律倒应该去适应事物的法的本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39页。）在民法典尚付阙如的情况下，首先是认识社会，了解人们的法律需要，寻找平衡、取舍社会利益的有效法律机制、方法，使民法典及早出台。

间，使其不断适应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