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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新中国的形象

第10节：中国本位论

作者:张颐武

冯友兰的《新理学》历来被视为纯哲学的重要著作，但贞元六书其实是包含巨大文化关怀的整体，这六部著作是贞元之际所著书，冯友兰晚年陈述当年著书的宗旨时指出:所谓贞元之际，就是说，抗战时期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时期。当时我想，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了中国大部分领土，把当时的中国政府和文化机关都赶到西南角上。历史上有过晋、宋、明三朝的南渡。南渡的人都没有能够活着回来的。可是这次抗日战争，中国一定要胜利，中华民族一定要复兴。这次南渡的人一定要活着回来，这就叫贞下起元，这个时期就叫贞元之际。在这样的历史信念中，他的《新事论》对于中国文化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思考，可以说是直到今天有关这一问题的最具超越性的著作。这部副题为《中国到自由之路》的著作，其中心是和所谓民初人和清末人的对话，也就是试图和五四时代的思想和晚清时代的思想的持续的对话中寻求超越之路。他将民初和清末视为两种不同的中国现代性的模式加以审视和反思，从而提出了中国发展的新路。

《新事论》的第一篇就提出了一个核心的观念:别共殊，也就是试图解决缠绕中国现代性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复杂纠结，试图超越西化论和中国本位论的二元对立，提供一个不同的解决方案。这个别共殊的思想的关键是两个方面:首先是通过对传统中国思想的阐释将中西文化问题化为一个类与特殊的问题。个体是特殊底，亦称殊相。而每一类之理，则是事物所共同依照者，所以理是公共底，亦称共相从类的观点以观事物者注重同;从特殊的观点以观事物者注重异。从类的观点以观事物者，亦说异，不过其所说之异，乃各类间之异，而不是一类中各事物之异。而一类中各事物之异正是从特殊的观点以观事物者所注重者。于是，他认为所谓中国文化的变化乃是类的问题，而不是特殊的问题。而民初人的现代性一直强调中国文化的特殊，于是试图强调特殊作为问题的关键意义。无论全盘西化，或部分西化，或中国本位，其实都是将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看成特殊，并将其固定化的结果。无论是认同西方或反抗都试图对于西方的特殊作出反应。一种反应是西化，放弃自己的特殊，进入西方的特殊之中。另一种反应则是坚持自己的特殊，拒绝变动。这里有趣的是冯友兰将中西的二元对立都视为不同的特殊的选择。西方的话语在冯友兰这里也是一种特殊。而他所说的类则是超越这两种特殊的概念。冯友兰认为清末人没有从国民性话语出发，也就没有为特殊所局限，而在类的方面寻求改变中国之路，虽然对于西方的看法相当简单，却抓住了问题的关键，而民初人则缺少这方面的认识。类的转变其实与全盘西化论、部分西化论和中国本位论完全不同，但又可以满足他们对于中国文化的不同期许。类可以改变，特殊难于改变。中国文化的转型是类的转换，而不是自己的特殊的放弃或失语。冯友兰认为这种类的转化，是走向现代的追求，而中国的特殊的保留则是中国保持其自身的必要。于是，他认为，晚清以来中国的变化既是全盘西化，又是部分西化，又是中国本位的。它意味着类的全盘变化，所以是全盘西化;意味着和类有关的部分的变化而不是整体的变化，所以是部分西化;同时意味着特殊的并不变化，也就是中国本位。冯友兰以独特的概念试图超越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复杂的历史纠结，也就对于困扰中国现代性的共殊问题提出了有效的解决的尝试。其次，在具体阐释上，冯友兰将中西问题化为两个方向加以处理。一是冯友兰将类的差异定位为一种生产方式的差异，他认为生产家庭化的社会和生产社会化的社会是两个主要的类。而中国的现代性正是由生产家庭化转向生产社会化的过程，但在其中的特殊则不会发生变化。冯友兰从许多方面展开有关生产家庭化生产社会化的差异的分析。他指出民初人的许多对于传统文化的否定性的观点，其实是在类的层次上缺少认识，也就是没有考虑到生产家庭化与生产社会化的差异。由此造成了许多误解。这可以说是一种时间的文化论。二是冯友兰用城里人乡下人的差异来说明西方和中国的差异，他认为传统中国一直是世界上的城里人，而在现代中国则已经沦为乡下人。从这个城乡的差异冯友兰提出了一种空间的文化论，也就是西方乃是空间上的城里，中国乃是空间上的乡下。而工业革命的结果，使得乡下靠城里，东方靠西方。而中国要发展就必须由乡下人变为城里人，变成世界的强者。这种对于世界的解释方法的独特处在于他认为中国的弱者地位并不是国民性的问题和传统的问题，而是在具体历史语境中的空间结构的差异。他在这里对民初人提出了质疑。认为五四时代只是简单地强调精神和思想的西化，对于中国的文化精神有过于简单的判断，而没有从物质层面发展的具体策略。

冯友兰的这个生产家庭化生产社会化，乡下人城里人的二元对立是对于五四时代思想的全面超越的尝试。他的见解的独特之处是认为五四文化反而由于过度重视精神而忽视了物质，注重西方的话语和意识形态，反而忽视了西方的工业化和社会结构的状况，过度地沉溺于西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