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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九龄的人生思考与盛唐文人的典型心态——兼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处世模式

近年来,学术界对初、盛唐之际的一位重要诗人张九龄给予了较多的关注。张九龄既是开元时

期的最后一位贤相,也是为盛唐诸子所景仰的文宗与时哲,他的文学创作、人生思考、处世原则,乃

至人格秉性等,都曾对盛唐文人发生过直接的影响。通过对张九龄人生观的梳理与分析,我们不仅可

以发现盛唐文人在思想与心灵上的许多共通之处,而且也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处

世模式的形成和演变。

一、“盛明期有报”、“逢时解薜萝”———盛唐士子的时代精神

张九龄一生历经高宗、武后、中宗、睿宗和玄宗五朝,年长王维、李白、杜甫等盛唐文人二、

三十岁。因此,张九龄这位集成功与失败于一身的政治家所走过的人生道路,犹如一面镜子和座标,

给了他们以十分贴近的参照和影响。

据台湾杨承祖《唐张子寿先生九龄年谱》所系,张九龄现存的诗文,作于他三十岁以前的,几乎

寥寥。其诗文的绝大部分,可视为他从政生活的实录和写照。因此,他对宦海风波的感受与对人生底

蕴的体悟和认识,不仅深刻独到,而且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景龙元年公元707年,三十岁的张九龄因中“材堪经邦科”而步入仕途。起初十年,他碰上了唐

室的多事之秋,先是中宗太子重俊作乱被杀,继而是安乐公主与韦后等合谋毒死中宗,最后以玄宗一

举铲除诸韦与太平公主两大政治集团而告结束。这些变故,对张九龄洞察世态和时弊能力的提高,

自然有相当的帮助,而且,这也的确反映在他此后一系列的奏章中了。但上述变故,对其从政的热情

和远大的人生理想,似乎并未产生任何消极的影响。自步入仕途的那一天起,张九龄就坚信:“被褐

有怀玉,佩印从负薪”《叙怀二首》,并明确表达自己的最高理想就是:“自家来佐国”、“生才作霖雨”

《和裴侍中承恩拜扫旋归途中有怀寄州县官僚乡国亲故》,要做一名“朝端挹至公”的贤相。这一

志向的确立,一方面源于他对唐太宗和武则天等朝不拘一格用人政治的深入考察,更主要的则是受

到了唐玄宗初起时那种励精图治精神的鼓舞和百端待举的时代的感召所致。

玄宗在《端午三殿宴群臣探得神字》一诗的序文中说:“朕宵衣旰食,辑声教于四方。……勤贪

日给,忧忘心劳。……正当召儒雅,宴高明”,并表示:“夫抱器怀才,食仁蓄德,可以望而论道者,我

于是乎辟重门以纳之。作扌干四方,折冲万里,可运筹帷幄者,我于是乎悬重禄以待之。”《春中兴庆

官酉甫宴》诗序对玄宗所倡导的这种礼贤下士、以贤治国之风,张九龄有诗称颂云:“遗贤一一皆羁

致,犹欲高深访隐沦”《奉和圣制早发三乡山行》,诗人崔颢也说:“须知圣代举贤良,不使遗才滞一

方”《送从弟游江淮兼谒鄱阳刘太守》。幸运的是,张九龄的脱颖而出就得益于这一举贤用人的氛围。

他本是“岭海孤贱”,但玄宗在做太子时,对他的才华就很赏识了。玄宗即位不久,他便登“道侔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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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科”,任左拾遗。以后又不断得到提升。开元二十二年,他终于登上了士子渴慕的宰相高位。面对

这种“时来不自意”的机运,张九龄确信自己是遇上了一个“不世出”的“明圣”《荆州作二首》,

并将玄宗对他的知遇之恩,看作是“千载一遭遇,往贤所至难”同上。因此,“盛明期有报”《奉使自

蓝田玉山行》、“逢时解薜萝”《商洛山行怀古》这一趁时建功立业、报恩明主的思想,便转化成为他

在政治昌明的环境中所奉行的积极用世的人生实践。在张九龄等人成功的人生实践的感召下,盛唐

一代士子们也禁不住发出了跃跃欲试的呼声:“圣代无隐者,英灵尽来归。遂令东山客,不得顾采薇”

王维《送綦毋潜落第还乡》,“何必桃源里,深居作隐沦”祖咏《清明宴司马熏力刘郎中别业》可见,

张九龄这位开元举贤政治受益者所弘扬的趁时建功立业、报恩明主的思想,已成为一种时代的精神。

二、“报恩非徇禄”、“高节人相重”———盛唐士子的共同追求

像屈原、陶渊明、左思等古代贤哲一样,以张九龄为前驱的盛唐文人,他们既希望趁时而起,为

国家作一番事业,同时,又力求在仕途上仍坚守不屈己、不阿私的节操,保持着相对独立的人格。张

九龄认为:“报恩非徇禄”《江上使风呈裴宣州耀卿》。对此,后来的诗人岑参则说得更明晰,即“万

里奉王事,一生无所求”《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应该说,这是中国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