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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网络综合治理体系的构成维度与推进路径

中国网络综合治理体系经历了从“建立”到“健全”的过程，具有系统性、辩证性与时代性特征。

2023年7月，在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提出了网信工作“五项使命任务”与“十个坚持”重要原则，内容涵盖互联网治理、网络安全、信息化建设、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等，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网络综合治理体系进一步指明了前进方向。

1、中国网络综合治理体系的基本特点

综合治理一般指“为解决某一领域问题多个行政部门参与的治理行为”[1]。综合治理是不断丰富、创新、发展中的治理概念。有学者认为，“中国‘综合治理’实践，可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初毛泽东批示的‘枫桥经验’”[2]。到20世纪80年代，“综合治理”这一概念正式出现在中央针对社会治安实施的方针中。随后，综合治理的思路逐步延伸至社会各领域，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丰富了综合治理的内涵。

随着互联网日益深度嵌入人类社会生活，“网络综合治理体系”的概念出现。中国网络综合治理体系的发展历程可大致分为探索阶段、建立阶段与健全阶段（见表1）。探索阶段（2013-2016年）强调“形成从技术到内容、从日常安全到打击犯罪的互联网管理合力”，明确了确保“国家网络和信息安全”的管理目的，这一重要表述隐含了从“管理”到“治理”的过渡。建立阶段（2017-2021年）重点搭建互联网治理的“四梁八柱”，突出了“互联网内容建设”“互联网企业主体责任”的重要作用，明确了“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的治理目的。健全阶段（2022年至今）是在建立阶段基础上的提质增效，强化“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在“形成良好网络生态”中的推动作用。中国网络综合治理体系从“建立”到“健全”的发展历程，体现了系统性、辩证性和时代性的鲜明特点。

（一）网络综合治理体系的系统性。系统性主要表现为体系内部各要素具有整体性和逻辑性，是不可分割的紧密统一体。根据2019年7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加快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的意见》，我国要基本建成互联网领导管理、正能量传播、网络内容管控、社会协同治理、网络法治、技术治网等六大体系。其中，“互联网领导管理”是政治方向。党对网信工作的全面领导是核心原则，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贯穿整个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建设。“正能量传播”及“网络内容管控”是网上使命任务，既要壮大主流思想舆论，也要管控负面不良内容。“社会协同治理”是统筹协调方法，强调依靠社会力量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局面。“网络法治”是互联网治理的基础性手段，划定了网上言行的基本规则与边界。“技术治网”则明确了互联网治理的重要工具，指明要以技术管技术，运用新技术改进网络治理工作。

（二）网络综合治理体系的辩证性。辩证性主要表现为用联系发展、对立统一的思想来看待事物和问题。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包含了诸多鲜明的辩证思维。如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强调网络安全与信息化并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是相辅相成的。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安全和发展要同步推进”[3]。又如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强调守正与创新并举。既坚持党管互联网、以人民为中心，顺应人民群众对良好网络生态环境的期盼，又强调在治理主体、治理手段、治理机制等方面不断创新，不断提质增效。网络综合治理体系的辩证性还体现在注重国内与国外并进。中国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既强调建设网络强国，提出让互联网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中国人民；也强调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让互联网造福世界各国人民。

（三）网络综合治理体系的时代性。时代性指一定时期内共同主题、基本矛盾和基本特征的描述。社会主要矛盾是时代变革的基本动力和显著标识，构成时代划分的根本尺度。互联网社会作为新时代的重要特征，同样存在网络社会生存的共同主题、基本矛盾。从国内来看，中国网络综合治理首先解决的是国内网络空间中产生的矛盾、问题，治理运用的理念、机制、方法手段等都来源于中国鲜活生动的治理实践，因此形成了中国特色治网之道。从全球视野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是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举措，是中国立足自身价值与大国地位向世界贡献的智慧方案，具有全球视野与时代情怀。

2、中国网络综合治理体系的构成维度

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是一个整体、有机、动态、协调的运行系统，既包括各主体间的差异定位与协调联动，又包含多种治理工具的综合运用；既涵盖一整套逻辑严密的话语体系，又囊括物理层、逻辑层、内容层的重要议题。治理主体、治理工具、治理话语、治理议题构成中国网络综合治理体系的基本维度，回答了谁通过什么话语和手段来治理什么的关键问题。

（一）中国网络综合治理的主体体系。当前我国已基本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管理、企业履责、社会监督、网民自律”的网络综合治理主体体系。这样的治理主体体系明确了各主体各司其职又相互协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