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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领域非现场执法问题研究国内外文献综述

（一）国内研究动态

我国非现场执法始于道路交通管理领域，最早以“闯红灯摄像头自动记录”

的形式出现，在摄像头自动记录的帮助下，极大地提高了行政执法效率，方便了

交警部门的社会管理，因而极短的时间内得到了快速发展。今天，我国也在交通

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改革中大力推进非现场执法，创新执法方式，增强交通管理综

合执法体系和执法能力。

纵观我国非现场执法法律规制问题的研究，重点主要着眼于交通执法领域，

而对于交通领域非现场执法问题的研究则集中关注非现场执法的性质界定、相对

优势、存在问题、实践效果等问题，旨在为非现场执法寻找规制路径。理论界学

者研究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目前学界对交通领域非现场执法的研究讨论主要

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对非现场执法性质界定的研究。大多数学者都同意非现场执法的概念。

龚鹏飞认为，非现场执法是行政机关利用电子技术监控设备收集、修复违法事实，

再由行政机关处理违法行为的执法方式（2008）。王石、金斌、石京强调非现场

执法。系统取证方式的特殊性在于，它不依靠执法人员现场调查取证，而是通过

监控技术设备进行记录和取证（2014）。黄玉梅在交通管理的非现场执法中，交

通执法监测作为一项重要的技术支撑，是发现交通违法行为的重要一环，既是交

通管理执法阶段性过程，也是目标监测过程，是研究交通管理领域非现场执法问

题中必然涉及的话题（2020）。

二是交通领域非现场执法与传统行政法理论的冲突研究。学界主要关注惩罚

平等原则、惩教结合原则、正当程序原则、个人责任原则。对于非现场执法与平

等惩戒原则的冲突，茅铭晨认为，由于执法人员无法直接接触现场，缺乏全面调

查，难以做出合理判断和落实平等原则。（2020）马彦新从惩罚密度不平衡的角

度提出。根据“被查处概率乘以处罚力度等于违法损失预期”的模型，自动化行

政导致执法效率大幅提升，但处罚力度并未相应调整，导致不当处罚（2020）。

关于非现场执法与惩教结合原则的冲突，主要形成执法人员不能当场对违法者进

行教育，违反惩教结合原则的观点。例如，龚鹏飞认为，非现场执法将处罚作为

一种管理目的，体现了处罚教育多、少教育甚至不教育的趋势（2008）。关于非

现场执法与正当程序原则的冲突，学界曾讨论过非现场执法通知程序不充分，无

法保证对方的陈述权和抗辩权。例如，余凌云认为，非现场执法模式在信息传递

上存在滞后，剥夺了相对人的陈述权和辩护权。（2021）王石、金斌、石京认为，

最有效的短信通知方式尚未普及，现有的通知渠道无法在合理时间内及时告知相

对人违法行为（2014年）。王石认为然而，随着交通管理执法工作不断深入推进，

交通执法监测机构执法权、监测人员资格、采样标准与规范、监测数据的证据效

力以及程序性权利保障的合法性都遭到了质疑（2020）。

三是交通领域非现场执法实践效果研究。许多学者通过研究对非现场执法的

实际效果进行了评价和分析。例如，贾学武、李强指出，在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

通管理局崇文支队的工作中，非现场执法扩大了有效管控范围，延长了管控时间，

缓解警力不足（2005年）。通过对非现场执法多年的跟踪研究，茅铭晨总结道，

非现场执法实践中暴露出的问题包括行政自我中心严重、程序设计不合理、举证

责任不合理等（2020）。余凌云在司法裁判研究的基础上，发现法官能够合法、

合理地处理技术取证问题，尽最大努力维护非现场执法的合法性。（2020年）。

根据对2011年接受非现场执法的729名汽车司机的调查结果，王石、金斌、石

晶得出结论，通知程序以及执法的准确性和严厉程度对执法效果有显著影响。执

法（2014年）。范伟认为我国交通管理非现场执法监测的法治建构可以从以下四

个方面展开：一是创设交通非现场执法监测的准据；二是规范交通非现场执法监

测的适用条件；三是设计交通非现场执法监测的程序规范；四是确定交通非现场

执法的救济途径（2020）。

（二）国外研究动态

从域外研究趋势来看，关于非现场执法的研究并不多，原因是监控设备在国

外行政执法实践中的时间不长，几乎与我国同步。此外，发达国家普遍有行政程

序代码，具有很强的稳定性和惰性。行政诉讼法的一般原则和基本制度基本相同。

可以在规范此类执法方面发挥作用。不过，一些国家也针对非现场执法中引入电

子设备行政处罚带来的新挑战，讨论了自动化行政问题。例如，德国《行政诉讼

法》引入了“电子行政处罚”、“借助自动设备进行行政处罚”和“自动行政处罚”

等概念，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