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赠与合同的公证和赠与书的公证

赠与合同的公证和赠与书的公证

随着经济的进展，社会的进步，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各式各样的家用电器，电子产品对于现在的家庭来说已经不算什么，私有房产已经成了现在城市每个家庭的一般财产，随着我国方案生育政策的实施，大部分家庭都只有一个孩子，但是却拥有多处房产，根据中国传统的思想，长辈都盼望把自己的值钱的财产留给子女，尤其是祖父母外祖父母更盼望把财产留给唯一的孙子或外孙。正是由于这样，赠与这种方式在社会生活中被大量采纳。赠与公证也在逐步增多。在《赠与公证细则》第四条中规定办理赠与公证，可实行证明赠与人的赠与书，受赠人的受赠书或赠与合同的形式。赠与书是赠与人单方以书面形式将财产无偿赠与他人；受赠书是受赠人单方以书面形式表示接受赠与；赠与合同是赠与人与受赠人双方以书面形式，就财产无偿赠与而达成的一种协议。这就给了当事人根据自己实际状况选择用哪一种赠与公证的方式。但是两种方式都有各自的利弊。我来谈谈自己的观点。

首先，赠与书公证存在有肯定的必要性。赠与合同和赠与书都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赠与他人的形式，但是，赠与合同公证必需赠与人和受赠人双方都要到场签署赠与合同，赠与合同公证是不能托付办理的。随着国际间沟通的增多，人员流淌变得日益频繁。这就使得一些比如在外打工、上学、或受赠人为无民事行为力量人、限制民事行为力量弱、或赠与人年纪大又不在赠与房产所在地的。再或着出国定居的受赠人，因无法到场或不能签署合同而丢失一些权利。比如“512”大地震发生后的一些赠与行为，假如通过赠与合同，那受赠人不特定，或人数众多，此时要通过赠与合同来完成赠与行为就变成了可望不行即的事情。但是此时赠与书恰好弥补了这一点，可以不考虑空间因素，解决赠与合同无法解决的问题。因此赠与书的存在是有必要性的。但是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只规定了赠与合同没有规定赠与书和受赠书，因此有会有人对赠与书的效力产生怀疑，觉得赠与合同比增与书效力更高。但我认为《合同法》没有规定赠与书，受赠书的内容，是由于赠与书、受赠书是当事人单方的意思表示，不属于《合同法》调整的范围。而《合同法》规范和调整的是双方民事法律行为，因此并不能以合同法有没有规定而忽视了赠与书、受赠书的法律地位和在社会实践中的优势地位。《赠与公证细则》以赠与书、受赠书和赠与合同两种形式分别对单方民事法律行为、双方民事法律行为的确定。但有人认为赠与书是要约，受赠书是承诺，应当受合同法调整。《合同法》第十四条及第十六条规定要约是盼望和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要约到达受要约人时生效。而赠与书却在受赠人做出接受赠与的意思表示之前在赠与人单方做出赠与行为时就生效了。赠与书也不会由于受赠人没有做出接受赠与而失效。合同法规定承诺是受要约人同意要约的意思表示。承诺应当在要约确定的期限内到达要约人，它必需向要约人发出通知并且送达到要约人时才生效，此时合同成立；受赠书是受赠人做出表示接受增与书内容的意思表示，一经作出即刻生效，不需要向受赠人发出通知，告知其接受赠与的意思表示。而且承诺可以对要约的非实质内容作变更，而受赠书则不能对赠与书的内容做任何的变更。只能表示接受。赠与书和受赠书的弊端就是无法满意双方当事人想赠与和受赠同时完成的目的，解决了空间的问题就无法解决时间上的问题。

其次，赠与合同公证应当成为赠与人的首选。《合同法》其次条规定“合同是公平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合同订立之日所产生的仅是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并没有发生合同标的财产全部权的转移的法律后果。而全部权的转移是在实际交付或办理变更登记才得以实现。这就消失一个问题，赠与合同生效，合同标的全部权转移之前，赠与人死亡了，会不会影响到赠与合同的效力？我认为赠与合同产生了赠与人与受赠人之间的赠与财产之债务，根据《继承法》第三十三条继承遗产应当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缴纳税款和清偿债务以他的遗产实际价值为限。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对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可以不负偿还责任。这样赠与人的继承人假如继承遗产就应根据继承法履行赠与合同的义务。假如放弃继承遗产，受赠人也可通过其他法律途径实现赠与合同的权利。而赠与书是财产全部人自愿将其全部的财产无偿赠送他人的单方法律行为。赠与书公证仅能证明赠与人实施赠与财产的单方民事行为是真实合法的，并不能产生赠与财产转移的结果，赠与人死亡，其民事行为力量终止，其赠与行为消逝，没有产生权利义务，即使办理了赠与书的公证，赠与行为不复存在，受赠人也无权要求赠与人的继承人对赠与人的不存在的行为履行义务。无法获得赠与的财产。

再次，赠与合同可以附条件，条件成立时财产权利转移。法律规定赠与合同中可以指明财产只赠与给受赠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