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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味《骆驼祥子》里的“京味儿”

实验中学2016级14班刘佳仪

老舍的作品中极少提到皇城大户人家、上流社会的富贵安逸生活：在自家戏园子喝茶听戏，大摆筵席；出入风花雪月之地，躺在大檀木床上抽两口大烟；牵条京巴在中山公园里溜达一圈儿，坐回游船，看场电影；拎着个鸟笼逛逛琉璃厂，或是抱只猫咪躺在槐树下的摇椅上晒晒太阳。这些毕竟是属于极少数非富即贵人家的精英贵族文化，只是北京文化中极小的一个组成部分。他是通常以城市下层贫民的视角来看北平市民社会，通过对北京市民日常生活的风俗描写，构筑一个广大的市民世界，这个市民世界才是最能体现北京文化或者说是京味儿的核心文化载体，有一种极强的象征意义。两者相比，就像五星级酒店之于地摊夜市，巍峨皇宫之于窄小胡同，但这种市民文化却是俗中带雅，看似朴素老旧，却含着些有年头的文化底蕴，那些略显粗俗的言行总透着那么一股子亲切与热乎劲儿，那一碗豆汁儿、一张烙饼都散发着浓浓的京味儿，置身其中，我们不会感到陌生，更不会有一丝的尴尬与别扭，反而有一种宝玉初见林妹妹时的熟稔，因为这就是老百姓自己的生活，有发自心底的喜爱和依恋，不然祥子怎会在屡遭变故与磨难后虽然痛苦万分，也绝不肯离开北平呢。

老舍小说最大的特点是独具北京特色的语言，这几乎成了一种标志性的东西，在《骆驼祥子》里更是有淋漓尽致的展现。像洋车夫的“拉晚儿“，就如同现今北京的的哥跑夜班车；将腰带”杀进腰“，就是紧紧裤腰带，打起精神头儿，好去卖力的拉车；“车口儿上”就是停车处，好比现在火车站外边出租车拉客的地方；还有什么再凑个块儿八角，一百元便可打住，管饭食叫“嚼谷”；当然也不乏一些粗俗的言语，如“来吊棒”便是调情之意，称娼主为“老叉杆”。书中诸如此类北京方言俗语数不胜数，这种以北京话为基础的俗白、凝练的文字，极富有市井色彩，充满通俗的趣味，像白居易的诗歌那样，语言浅近晓畅，老妪也可听懂，正所谓“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但却能做到用常得奇，平易中见精辟。读来如喝路边的大碗茶，解渴消暑又畅快，给人一种亲切之感，在这种语言环境下，好像你已置身于拥挤热闹、人声鼎沸的老北京扬着黄尘的街道上，蹲在皇城根儿下啃个硬面饽饽，乞蹴在茶馆门口喝一壶十个铜子儿的好茶······提到北京话，我们通常会想到“吃了吗，您呐？”、“劳驾”、“回见”、“哥们儿”、“今儿个”这些熟悉的日常用语，北京话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融入了大多数人的话语系统、语言习惯，说起这些个词儿感觉特有范儿，带着谱儿，有那么点儿潇洒、随意、自在的意思。从中不难看出京腔或是京片子的一些特点：带有明显的儿化音，爱用象声词，有“唏里呼噜”、“七嚓咔嚓”之类，爱打比方，爱说歇后语，如“羊上树”“天桥的把式，光说不练”，也有些俏皮话，什么“肝儿颤”、“老头钻被窝”，还有一些词尾读轻声，比如“大爷”的“爷”就读轻声。

书中的主人公祥子是生活在二十年代北平的洋车夫，按说这个职业是靠卖力气挣钱的，也算是吃青春饭，像祥子这样勤恳卖力一天也就挣个七八毛，只够顾上自己的嘴。但不管怎样，洋车与洋车夫已然被打上旧中国的时代烙印，浓缩了那个时代社会的方方面面，成为老北京的一个文化符号，成为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它没有只定格在泛黄的黑白照片上，泛着模糊的微光，现在的北京街头、城门楼子下依然能见到他们的身影，只是已经成为旅游观光与拍照的工具罢了。还记得我最初从父亲口中听得的一个名词“黄包车”，这是南方人的叫法，北方叫胶皮车。不知为什么，这个词总给我一种历史变迁的沧桑感，民国时特有的气质，和老北京颇具魅力的文化特质。中国的人力车来源于十九世纪后期的日本，日本当时被称为东洋，所以叫洋车。在缺乏公共交通工具的清末民初，是中国城市非常重要的交通工具。

书中的祥子是乡下来的农民出身，事实上车夫里以落魄旗人居多；许多车夫都明白娶妻生后子的巨大压力与艰辛，车夫最好是光棍一人，但历史记载洋车夫已经结婚在家住宿的占62%，其余的38%没有结婚，大多寄宿于车场子。对于他们的收入铜子儿、银元我也深感好奇，具体是个什么概念知之甚少。据记载，1924年，北京的洋车夫平均每天每人能挣130铜元，其中经营性洋车的97%的车夫都是从车场子赁车，所以要交30枚铜元的车份。这样还剩下100枚铜元。20年代北京物价上涨，洋车夫家庭生活困苦，不得不典当借债应付家庭需要，无奈之下，有些车夫的妻子儿女因生活所迫不得不去粥厂或者成为乞丐。正如书中所写二强子把女儿小福子卖给军官，又逼她去卖淫，两个小儿子出去拾废品。每个行当都有一整套约定俗成的行规，书中写到北平车夫有许多派：年轻力壮、腿脚麻利的，赁漂亮的车；二十以下四是以上的车破，跑得慢，得钱少；跑长趟儿的拉一趟是一趟；东交民巷的高等车夫仗着会一套外国话，吃洋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