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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说暂住

在中国“打工博物馆”，第一件醒目的展品，就是暂住证。这个首创于深圳，流行于全国的红色小本，在成为深圳移民文化符号的同时，在多少人的心灵上刻下了辛酸屈辱的烙印。

暂住，一个刺眼锥心的词，本身就蕴涵着多少漂泊不定、身份不明、地位尴尬。它不仅让人在当下低人一等，而且让人对将来心中无底。渐渐，暂住证制度成为中国绝大多数地方政府在特定时期的人口管理方式。一位在北京打拼10多年的挚友，不仅创下了自己的国贸大业，还无偿赞助了很多社会公益事业，可他至今仍是北京的暂住人口。问他对此有何感受，他直言不讳地告知我：“很不是味道。”

自2008年3月以来，全国先后有山东、安徽、新疆、江西、陕西等省和慈溪、长春、成都等20余个城市，废除了暂住证制度，实施居住证制度。迄今为止，全部取消了暂住证的地方，在标榜“流淌人口与市民享有同等待遇”的同时，无不设置了种种限制。比如，成都从2011年1月1日起施行的《成都市居住证管理规定》载明，持居住证的流淌人口，也只在劳动就业、医疗卫生、教化等12个方面享受与市民同等的权益。从2012年10月1日起实施的《山东省流淌人口服务管理方法》，同样废止了暂住证制度。可改革后的政策是：“持有居住证的流淌人口，将享受更多的和当地居民同等的权益和公共服务。”“更多”，有多少、有哪些？毫无疑问，在新制度面前，扔掉了暂住证，持有居住证者，仍是城市的二等居民。

面对日益尖锐的流淌、暂住、留守冲突，有学者忧心忡忡。浩大的暂住群体，是中国社会的“定时炸弹”，宁可城镇化速度放慢些，也要扎扎实实解决暂住人口，特殊是“农二代”的问题。可中国的城镇化进程真的能松松油门儿刹刹车，把速度放慢些吗？

2012年9月14日，以“推动科学发展”为主题的国际城市论坛在北京闭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和北京国际城市发展探讨院，在会上联合发布了最新探讨成果《社会管理蓝皮书——中国社会管理创新报告》。报告说，人口突破13亿、人均GDP突破5000美元和城市化率突破50%三大指标，标记着中国的社会需求、社会冲突、社会热点已到了新的拐点。专家们预料，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将不行避开地迎来15年左右的高速发展期。与此同时，社会系统性风险将不断增加，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正靠近社会的容忍线！

目前，全球只有少数国家仍实行严格的户籍制度，中国是其中之一。虽然从第一部户籍制度订立伊始，便种下了城乡身份差异之根，但有3点是后来形成的：一是将暂住身份化、等级化，进而形成身份卑视；二是将暂住与社会公共资源配置差异联系在一起，让身份差异陷入利益关系的纠结中；三是困难化，政府从管理须要动身，把问题越弄越困难。

当时的暂住，只是户口登记设定的7项（常住、暂住、诞生、死亡、迁出、迁入和变更更正）必需内容之一，并没有身份识别与对立的功能。其中，常住人口登记主要是驾驭固定居住人口的基本状况，而其他6项登记，则是驾驭人口的增减和变动状况。

大量农夫因追梦而进城打工，冲破了原有立法设定的暂住底线。政府陷入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况：一方面，来势汹涌的进城打工潮势不行挡，渐渐发展成离不开、难变更的城市构成。不仅是农夫工离不开城市，城市也离不开农夫工。另一方面，大量的逾期暂住者，在迁不出、离不开中，回不去、不回去、难回去，法规关于暂住期限的规定，沦为一纸空文。再一方面，政府既要爱护城市既得利益者，又没有实力去解决随着暂住大军涌入带来的社会公共资源配置难题。最简洁的做法，就是将户口登记中的城乡身份差别延长到常住与暂住中来。长此以往，当时的户口登记形式便演化成一种管理制度，渐渐形成了身份差异的等级化。

严峻的现实摆在面前：我国城市化率虽已达51.27%，但真正拥有城市常住户口的居民仅约31%，即还有约20%是城市暂住人口。他们虽长期在城市工作和生活，却不是城市的主子。俗话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只要务工收入优于务农，只要城市生活比农村更具诱惑，农夫对城市的憧憬就没有力气能阻挡。有专家预料，在将来15年左右的工业化、城镇化中，除现有两亿多已进城农夫工及其子女，还将有两亿多农夫进城。届时，全国将有5亿多人面临农转城、暂住转常住、流淌转安居的问题。

毋庸讳言，在处理城市暂住人口问题上，政府也有诸多难处，当前主要有：社会保险、就业创业、子女入学、社会治安、精神生活、政治权利和居乡留守等。但只要政府理念正确，敢于担当，依法办事，措施得力，问题并不难解决。

然而，“只要”不过是个漂亮的假言推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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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保问题。我国目前初步建立的覆盖城乡的养老、医疗保险等社保制度，已基本从制度层面解决了居民最担忧的生老病死问题。当前，最主要的问题是冲突转移，从个体转向国家，从个人转向机构。在养老保险上，长期安排生育形成的人口严峻老龄化，对医保体系的承受实力形成巨大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