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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负债对健康水平的影响研究国内外文献综述

随着家庭债务的发展，其在居民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国内外对家庭债务的相关研究种类繁多、结论各异。通过梳理文献发现家庭债务的产生机制大致有三个方面：货币政策（朱高林，2012；冉珍梅、刘孝斌、钟坚，2020）、生命周期平滑消费（郭新华、黄贞贞，2011）以及住房贷款的发展（李俊峰、高曼丽，2019）。目前研究主要集中于家庭债务的影响因素大多涉及宏微观经济，何丽芬、吴卫星和徐芊（2012）研究表明，负债较多的家庭往往收入较高；许桂华（2013）由LC-PIH模型的推广表明，家庭债务能够刺激消费；田新民和夏诗园（2016）基于2000-2016年的数据构建了VECM模型，发现家庭债务、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而关于家庭负债、过度负债对居民健康水平的影响，国内暂未足够重视，主要局限于国外研究。

健康水平的相关研究

居民健康水平包括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刘向红、方向华、汤哲和陈彪（2002）对北京城乡老年人的调查发现慢性病史、健康自评差和认知功能异常对低龄老年人健康存在负向效应，且心理精神健康作用大于身体躯干作用；姜向群、魏蒙和张文娟（2014）没有患慢性疾病、无消极情绪的老人有更好的自评状况。

通过查阅国内外的相关文献，关于居民健康水平的影响因素主要从宏、微观两个层面展开。在宏观层面，有研究发现收差距缩小（周广肃、樊纲、申广军，2014）、保护自然环境和改善社会经济状况（曾毅等，2014）、改善生活环境和医疗服务可及性、提高人口健康整体水平和缩小居民健康差距（KindigDavidA、MilsteinBobby，2017）、初中升学率提高和居民居住面积扩大（洪名勇、娄磊、龙娇，2021）都能够促进健康水平的改善；中国财政分权（彭浩然、吴木銮、孟醒，2013）、空气污染和经济社会地位不平等（孙猛、芦晓珊，2019）、工业废气排放量增加（洪名勇、娄磊、龙娇，2021）都不利于健康水平的提高。在医疗保险制度方面，潘杰、雷晓燕和刘国恩（2013）从参保率较高的基本医疗保险来看，医疗保险制度确实可以提高参保人的健康水平，对弱势群体的影响更为明显；杨红燕（2007）对城乡健康公平的研究中发现，城乡居民的健康状况存在差异但随着“新农合”制度而有所缩小；也有学者指出，医疗保险对居民健康的影响并不显著，养老保险对居民健康具有促进作用（李胜会、宗洁，2018），并且发现了经济发展与居民健康水平之间还存在倒U型关系。

近些年，各种微观调查数据的完善，也丰富了微观层面的健康水平影响因素分析。不同职业（赵细康，2000）、家庭人均年收入和家庭规模（于晓薇等，2000）、健康投资（朱玲，2002）、生活来源（谷琳，2006）、城乡差异（杨红燕，2007）、教育（赵宏军和胡玉梅，2016）等都影响着居民健康。此外，赵忠（2006）研究了农村人口的健康状况，指出年龄与健康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男性较女性有着更好的健康状况、婚姻状况对健康存在明显的正向影响且存在性别差异、体型偏瘦对健康有着负面影响、城市化越严重的地区健康水平越低；于晓薇等（2000）的研究表明不吸烟比吸烟的个人健康状况更好，指出不良生活习惯对居民健康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谷琳（2006）研究发现适当喝酒和抽烟并没有对健康状况存在消极影响、经常参加社会活动和体育锻炼有着更积极的健康状况、与家人一起居住的老人因得到更好的照料也倾向于更积极的健康状况。

家庭负债、过度负债对健康水平影响的相关研究

针对家庭负债的影响，现有文献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影响心理健康、主观幸福感、抑郁症和特殊疾病发病率等；二是影响居民整体身心健康水平。

部分学者认为，家庭负债能够影响健康的某一方面。EvaSelenko和BernadBatinic（2011）研究发现主观经济压力对于预测处于严重经济压力下的心理健康的重要性，并指出这种关系的关键调节因素；李江一、李涵和甘犁（2015）研究发现家庭资产对幸福感有显著正向影响，而负债的增加会显著降低幸福感；陈屹立（2017）研究还表明家庭负债通过非银行债务的渠道对中国居民的幸福感有负面影响；HiilamoAapo（2020）研究表明英国老年人非抵押贷款债务状态与不良的心理健康有关，债务状态可用于预期健康状况和精神疾病；BatomenBrice等（2021）研究发现，基于教育不平等，家庭债务可导致高血压和冠心病。

另一方面，相关研究表明家庭负债的确对居民整体身心健康状况有着显著影响。ElizabethSweet、ArijitNandi、EmmaK.Adam和ThomasW.McDade（2013）研究发现家庭负债是健康的社会经济决定重要因素之一；BrownS，GrayD.（2014）研究发现，家庭的净资产、资产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