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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课程体系下“社会学概论”课程定位及其适切性研究

摘??要：“社会学概论”课程作为专业基础性课程加入社会工作培养体系之中的学理性并不突出，必须从学科属性上检视社会工作和社会学的内在价值勾连，从本质上审视其合理性及适切性。通过对社会工作本质内涵的反思性检视，学科技术性的导向发展并没有消解其“社会的”属性，二者形成对立与统一的关系，这也为“社会学概论”课程的定位提供了基础。从专业培养体系中的核心出发，以“社会（性）”为核心解构和重构课程体系，重新建构了“四维一体九度”的课程知识体系闭环，进一步提高了本门课程的创新性和高阶性以及挑战度。

关键词：社会学概论；社会工作；专业培养体系；社会性

作为社会学一级学科之下的二级学科，社会工作专业的发展史深受社会学学科的影响，从学院建制到学科培养体系，二者都紧密相连，这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中尤为明显，二者共享专业基础类课程体系设置。其中要求“各专业必须从社会学概论、社会工作概论、文化人类学概论、女性学概论中至少选择3门作为专业核心基础课程”，这种重叠交叉的课程培养体系设置，更多地呈现出二者学科上的相似性，而对于其中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则缺乏相应的探讨。在“社会学概论”作为专业基础类课程普遍加入社会工作专业培养体系的前提下，如何构筑适合社会工作专业培养目标的课程体系，在专业差异性的基础上探寻学理上的内在通融性，是本文的根本出发点。

探寻“社会学概论”课程在整个学科培养体系中的适切性，不能仅仅探讨此门课的课程内容与社会工作专业内容的相似性，本质上还需要回答社会工作与社会学的学科关系问题，即社会工作与社会学学科属性中的内在关联性，这是我们解答本文核心关切的基本前提。只有找到学科内在属性上的一致性与共有性，才能更好地建构起符合社会工作专业的课程内容体系。基于此，本文一方面探讨社会工作专业和社会学专业的内在相似性，另一方面在这一契合点上解构和重构社会学概论的课程内容体系，最终搭建起符合社会工作专业内在精神气质的课程内容体系。

一、社会工作专业的内在使命及反思性检视

社会工作学科的发展自身带有一种焦虑，这种焦虑来自于学科伊始的“社会工作何以可能”的探讨，来自于弗莱克斯纳在1915年的发问：“社会工作是一门专业吗？”这种不断的自我发问，一直推动着社会工作现代知识范型的生发，其起点来自于对“科学的慈善”和“助人自助”的不断反思[1]。“科学的慈善”是社会工作专业使命表达的最初宣言，最初的发展仍然属于慈善活动的范畴，其使命表达和慈善的本质是一脉相承的——对于那些受苦难的人施以援助。另外，现代学科的发展，特别是现代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的完备，又在反向促进学科努力建构以人的现实经验为依据的知识，而不是诉诸于人的超验体验。这也意味着仅仅靠宗教的悲悯与助人精神难以构筑起一门现代性的学科，特别是以科学宣称的现代学科，这就要求精确化的、严肃的知识代替宗教虚无的、模糊化的知识，当然也必然要求发展出具体的助人方法。

“助人自助”的学科目标肇始于宗教的关怀，而坚持科学使命的人同样在此处找到了助人的最终依据，因为“帮助别人做到自己帮助自己”同样需要科学的方法和知识，需要现代性的确定性知识范式。在社会工作发展的最初年代里，相当一段时间人们普遍接受学科使命的这样一种表达，在里士满发表于1917年的著作《社会诊断》一书中，作为社会工作专业化的开端和标志，就在努力建构专业化的标准，把社会证据看成是社会实践的重要基础[2]。在此基础上，她以“人在情境中”为基本理论依据，开拓出个案工作专业化的个案诊断过程，为社会工作学科范式的科学性提供了积极的条件。

肇始于里士满的科学性追求，社会工作始终在学科的科学性上努力追求，试图打造与经济学、社会学等现代社会科学相提并论的学科地位，这样导致专业的发展过于追求技术性，学科的专业性更多地转喻为它的“技术性”，因为只有技术性的呈现，才能以一种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精确的而不是模糊的知识表达学科的科学性。进入二十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引起了学界对于片面技术性追求的反思，著作《背叛的天使：社会工作如何抛弃了自己的使命》则把这种反思推向了高潮，书中他们尖锐地指出依靠个人主义的途径来解决社会问题，只会逐渐地背离贫困的人们，最终依靠收费的心理咨询和治疗服务于中产阶层，从而背离了学科最初的使命表达。

所罗门发表于1976年的著作《黑人的增权：受压迫社区的社会工作》一书[3]，正式标志着对于技术性追求的专业发展道路的反思，以发展具有社区性追求的工作方法来解决个人面临的困境。这种对于学科发展内在属性的不断反思，持续地扩展着社会工作自身的发展视域。大卫·豪在其名著《社会工作理论导论》中，把社会工作分为四种范式：功能主义下的“修补者”、诠释理论下的“意义探寻者”、激进人本主义下的“觉醒提升者”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