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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

论刑法中重罪与轻罪的划分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

论刑法中重罪与轻罪的划分

2011-1-1914:15来源：法律教育网【大中小】【我要纠错】

一、刑法为何要将犯罪划分为重罪与轻罪?

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形——行为人在犯罪以后，其本人及其亲属虽手拿刑

法文本，却还在不断向司法人员、律师打听，“这个罪重不重啊?能判几年?会

不会判死刑啊?”试想，如果刑法有明确的重罪、轻罪的刑之区分，每个具体的

犯罪在刑法条文中已经注明了是重罪还是轻罪，这样的疑问就自然少了很多。

当前，我国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体制转型时期，许多复杂的社会问题不

断产生，包括犯罪种类和数量激增。特别是严重刑事犯罪居高不下，造成社会

治安状况的严峻，群众缺乏安全感，严重影响到社会的稳定与和谐。而司法的

裁决是否能够做到“罚当其罪”，直接影响到案件的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关

系到刑罚的特殊预防与一般预防目的的实现。我国刑法中规定的犯罪林林总总，

虽有分则的章、节、条、款的划分，却总令人感觉缺乏“标尺”。因为犯罪的

坐标系是由纵轴与横轴共同组成的，如果说分则各个章节条款的规定是“纵向

标”，从前到后一杆规定到底，那么还应该有“横向标”，给出大致的轻、重

“刻度”，使得每个具体犯罪的法定刑也能据此“靠船下槁”，普通民众也能

得其要领，对具体犯罪的严重程度一目了然。笔者认为，这是立法将犯罪划分

为重罪、轻罪最基本的功能，也是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必然要求。它使得刑法

更为科学、严谨，并将其固有的评价、引导、威慑功能得到进一步的加强，何

为重罪，何为轻罪，一目了然。

此外，这种划分还具有更为重要的刑事政策意义———它是有效贯彻执行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重要依据。不明轻重，何以宽严?在刑法适用过程中，

“宽严”首先应当和“轻重犯罪”相对应。在刑法中，虽然在违法性、有责性

的抗辩中可以提出许多区分罪行轻重的标准，例如精神病程度、正当行为、自

首、立功、偶犯、初犯等，但是毫无疑问，它们最终都要落实到法定刑的轻重

上，换言之，法定刑的轻重是划分重罪与轻罪、反映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轻重的

最重要、最明晰的界限，便于认知、理解与执行。对“宽严有度”的“度”的

完整解读，应当是既指处罚的幅度，也指处罚的标准。

所谓“轻轻重重”，举轻以明重，举重以明轻，首先必须建立在适当的标

准上，而不能将轻、重之罪互为标准。如果认为比严重犯罪轻的就是轻罪，比

轻微犯罪重的就是重罪，那样就沦为循环定义，没有真正说明和解决问题。究

竟什么是轻，什么是重，应当通过立法加以明确，才能使得刑事政策有效发挥

作用，并且是在法律的樊篱内而不是过度的自由裁量、甚至违背罪刑法定原则

的要求，超越法律发挥作用。同时，将犯罪划分为重罪与轻罪也是刑事一体化

思想的切实贯彻，因为这种划分还具有更为广泛的刑事实体法、程序法上的意

义，使司法机关能够对刑事案件在准确定罪量刑的基础上进行分流和快速处理，

提高司法效益，将公正、效益两个目标兼顾。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

在刑事实体法上，它应当成为未遂、共犯、累犯、缓刑、前科消灭制度(只

适用于轻罪)、吸收犯理论、量刑、告诉才处理案件的范围、时效(重罪的时效

更长或者不受追诉时效的限制)乃至分则中的包庇罪构成与否的重要依据。例

如，“重罪吸收轻罪”的适用条件是否只需要被吸收之罪的法定刑轻于吸收之

罪即可?

笔者认为，它们之间应当有轻重悬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