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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西部地区眼视光学产教融合实践路径研究

高等教育可以为产业的不断升级和国家的创新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保证和技术支持。在2017年出台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中指出，我国教育事业受体制机制等多种因素影响，人才培养在教育供给侧和产业需求侧不能完全适应，主要体现在结构、质量和水平上，“两张皮”问题日益凸显[1]。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完善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四链”有机衔接，这不仅是新时代国家发展战略的有力布局，更是解决当前人才供应与时代需要不相匹配问题的迫切要求，对新时代下全面提升教育质量、推动经济体制改革、促进“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增强人才培养国际化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2]。眼视光学专业是不同于传统眼科学的一门医学技术专业，是现代光学和眼科视光学相结合的新兴交叉学科，毕业生不仅需要胜任传统的临床工作，还需要充分掌握与现代光学产业、眼镜制造行业紧密相关的知识，才能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因此，积极探索产教融合的实践路径助力培养眼视光学专业高质量应用型人才是推动眼视光行业不断进步的必由之路。

1眼视光学产教融合现状

1.1眼视光学产教融合的意义

产教融合作为培养高质量应用型人才的有效路径，是建立在校企合作基础上的高级阶段。校企合作协同育人与多元化的实践教学是产教融合的主要表现形式，提高产教融合水平的关键在于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努力[1]，才能够有效地将高校的定位转型落到实处，促使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学生培养目标对接当前的企业、行业需求。通过深化产教融合，应用型本科院校既能实现高质量教学，又能帮助学生获得全方位的成长，顺利实现“学生”向“职工”的身份转变，减少毕业生初入社会的适应性困难，充分满足社会对求职者综合素质的要求。

1.2眼视光学产教融合的模式

在产教融合方面，许多国家已经历了多年的探索，并建立了适应本国国情的实施体系。如比较典型的德国“双元制”教育，是符合社会发展趋势的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以岗位胜任力为核心，着力打造满足企业和行业发展需要的实践型专业人才，明确指出应该合力促进应用型高等教育的蓬勃发展[3]。类似的还有北美的“CBE”模式和英国的“三明治”模式，都基于埃茨科威兹的“三螺旋结构”理论，强调政府、学校和产业三者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根据政府在人才培养中的参与力度，可进一步分为国家干预主义模式、自由放任模式和创新模式[4-5]。中国的产教融合虽起步较晚，但却对世界范围内的产教融合态势顺利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6]。目前，深度开展产教融合已成为地方应用型高校人才培养的重要手段，是培养应用型人才以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选择[7]。

我国的眼视光教育相较于欧美国家起步较晚，属于日渐兴盛的朝阳行业，在产教融合创新发展方面更是处于萌芽阶段，尚未探索出适宜于本学科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和创新机制。目前，我国眼视光教育分为中专、高职、本科、硕士、博士5个层次，打通了眼视光人才培养的全阶段道路，各个层次都在积极探索学科教育与产业相结合，营造眼视光教育的产教融合新局面。如温州医科大学围绕“为中国眼健康事业和近视防控国家战略培养高层次人才”的顶层设计，做实“医工融合、产教一体”校企协同模式，重点关注精品课程、规划教材、教师队伍、教学实验室、创新创业基地5个方面，建立了省级重点现代产业学院（温医大眼视光产业学院）。天津职业大学积极携手多方力量，整合多方资源，建立多个由企业资助的共享实验室，促进学科建设和学生发展。以海南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为例，得益于当地的特殊政策支持和多家眼视光院校、企业的倾力打造，许多高端特许医疗服务等得以开展，致力于眼科临床技术创新孵化和引进使用，着力打造集临床、教学、科研、创新孵化于一体的国际临床研究基地，极大地提高了产教融合的深度和高度，为创新型人才培育和学科发展提供了不竭动力。

1.3眼视光学产教融合存在的问题

当前，发达国家已有三类成熟的产教融合理论，但却不适宜于直接应用于我国教育体系中，只有构建本土化的人才培养模式才能确保我国应用型本科教育产教深度融合[8]。尽管国家教育部门及社会各界都不断强调产教融合在高等教育中的重要性，初步的探索和实践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仍然存在校企双方培养目标不统一、体制机制不健全、“双主体”培养模式不明确等问题。显然，校企双方都对产教融合本身存在一定的认知误区，而商业自带的“逐利性”也成为企业主动参与产教融合的“绊脚石”，未能理解产教融合本质上是企业与高校建立一种“共生关系”的真谛[9]。

多年以来，东部、沿海等发达地区相较于西部、山区等欠发达地区拥有更丰富的资源和更蓬勃的产业，尤其经济特区还拥有更开放和包容的政策，国内发达与欠发达地区的高等教育水平基于经济、文化、资源等现实因素呈现出明显的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