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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文学研究论文：论新时代长篇小说的传统文化书写

内容提要：在中国当代文学领域中，真正全面集中并大规模地进行传统文化书写，主要体现在文化自信和理论意识更新之后的新时代长篇小说领域。从传统文化的存在形态来看，可分为“传统物”文化书写与精神文化书写两大类。从传统文化的外延范畴来看，则可归为两个类型，即“大文化传统”书写与地方性书写。“传统物”书写在叙事学意义上表现为以物证史、纳技入史以及执古御今三个方面。精神文化书写则体现出中华文明特性与时代创新意识。“大文化传统”书写与地方路径探索，都表现出文化交融、文明互鉴以及将社会实践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审美建构特征。

关键词：新时代长篇小说；传统文化书写；“传统物”书写；“非遗”文化书写；“大文化传统”书写

一、新时代长篇小说传统文化书写何以发生和兴盛

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启了中国文学全面现代化的进程，此后文学思潮的发展嬗变似乎总是绕不开文化上的新旧之争与中西之辨。当我们在新时代的文化视野里，重新回顾这一历程时便会发现，其中有两个特点越来越清晰地浮现出来。其一，在新文学发展进程中，西方启蒙运动的宗旨曾被高度重视和强调，文艺复兴精神受重视的程度则不如前者。其二，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社会发展主题一直得到充分的重视，而在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文明交融叙事方面，其自觉性和重视程度则稍嫌不足。文艺复兴的本质是以旧求新，以传统为师倡导新文化，如意大利文艺复兴即是借助复兴古希腊、罗马文化来表达新的文化追求。当“反传统”的口号占据制高点时，以民族凝聚力为基础的文艺复兴精神便会被忽视、误读和误解。人们如果不能勇敢地和坦然地面对优秀传统文化及其生命力，便也难以自信地和自觉地将其与马克思主义加以结合。

20世纪20年代末，老舍的《二马》就形象地喻示了中国文化现代化转型所面临的复杂困境。二马的伦敦房东温都太太起初对中国人没什么好感，后来她对中国人的印象有所改变，对女儿说“我是要证明中国人也和文明人一样的懂得爱花”。这种“中国文化=野蛮”“西方文化=文明”的文化偏见，必然影响到中国故事的审美精神和叙事框架。鲁迅是最早、最精辟并大张旗鼓地宣称中国人没有失掉“自信力”的文化大师，因为他从“地底下”看到了中国的“筋骨和脊梁”。但是这种文化自信的理路和声音要得到全面重视尚需时日。较之文学创作，我们尤其需要在文学批评与文化理论领域转变观念。文学阐释中那些带有思维成见的声音，在某种程度上既遮蔽了文学创作中鲜活的中华民族文化传统和民族生活气息，又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中西与新旧二元对立的理论框架。

20世纪80年代中期“文化寻根”思潮所倡导的文化宗旨不可谓不高深：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里。文学的责任，就是“释放现代观念的热能，来重铸和镀亮”“民族的自我”。但我们也发现，寻根文学创作的审美实践似乎并未达到似当时的宣言那般令人激动的程度。当时有两篇体现创作实绩的代表作，即王安忆的《小鲍庄》与韩少功的《爸爸爸》。前者寻到的“根”是捞渣，后者寻到的“根”是丙崽。丙崽的超强生命力意味着这股思潮所寻之“根”，不但不能带来根深叶茂的民族复兴，而且其顽劣品性将代代相传、难以根除。捞渣的遇难则喻示着传统仁义几近消亡。这两篇寻根文学代表作，一则寻到失望，一则寻到反面。寻根文学思潮仅持续了几年就难以为继，也就不难理解了。

这里需要注意的问题有两个方面。其一，是否存在这样一种现象，即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的二元对立叙事框架，一直或隐或显地决定着作家的文化意识及审美选择？其二，有些作家过去在创作中，是否对于传统文化的认知尚缺乏充分的“活起来”的动态意识，反而是更多地采取了想当然的静止眼光和“不变”的视角？从20世纪80年代李杭育的《最后一个渔佬儿》作挽歌式书写葛川江边行将消失的宁静和谐的民俗民风和文化形态，到90年代高建群的《最后一个匈奴》寻找陕北高原古老民族的文化遗踪；从90年代刘玉堂的《最后一个生产队》叹惋即将风光不再的沂蒙山区农村的民间伦理与淳朴情怀，到21世纪初曹乃谦的《最后的村庄》以雁北文化书写为路径痛悼正在消失的乡土世界，以及徐则臣的《?最后一个猎人》书写传统猎人生活方式的改变和无奈之情?。我们仅从这些作“最后”式书写的系列中，就可窥见对于传统文化进行审美观照时的某种趋向。传统是“历史上积累和传递下来、通过社会生活的各种媒体而转化为现代人本身存在的东西，是化为现代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东西”。若要从本质上重新认识我们民族的传统，“仅仅研究书面的历史文献是不行的……最重要的是善于发现传统在现代人的生活中的具体表现方式。也就是说，要善于从现代人身上发现传统”。关于传统与现代、传统文化与现代人的关系问题，这一段话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活的传统是消灭不掉的，它就存在于现代人生活之中，它也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