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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互文性的刘亮程小说《本巴》与史诗《江格尔》之对话

摘要：新疆籍作家刘亮程以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为题材再创作的长篇小说《本巴》荣获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引起了国内文学界广泛的关注和普遍反响。史诗与小说的互文性对话，是这部作品的一个焦点，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遗产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本巴》与《江格尔》之间存在着多方面的互文性关系，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文化的新篇章，为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长期争论不休的互动互融关系又提供了一个典型个案。针对《本巴》取材于史诗《江格尔》再创作问题，学界有褒贬不同的声音。本文围绕文本分析，就故事情节、人物形象和环境描述等诸多方面开展“双创“维度的阐释，提出了个人思考与见解。

关键词：刘亮程；《本巴》；《江格尔》；互文性理论；中国当代文学

1988年4月，新疆作家刘亮程第一部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出版；2000年初期，多家媒体、报刊给予刘亮程高度的评价，称其为“20世纪中国最后一位散文家”“乡村哲学家”。处于“文学热”潮流的中国文坛对刘亮程以散文家身份予以关注，《中国当代文学》教科书中“散文体裁”篇专设章节介绍了刘亮程的散文创作。直至2023年，刘亮程小说《本巴》获得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刘亮程作品再次引起了中国社会的广泛关注。

这位出生、成长于新疆沙湾农村的作家，其作品大多取材于充满梦幻色彩的新疆大地，书写着“活着”的、古老的、更迭的黄沙与草原。刘亮程新作小说《本巴》灵感来自蒙古族史诗《江格尔》，以史诗中传说时代的故事为背景，展开想象的翅膀，在小说时空中进行诗意的漫游，生动重塑了在《江格尔》那个遥远的传说时代中，为寻找精神家园和振兴民族力量而拼搏和生存的英雄群像。

史诗《江格尔》本是讲述蒙古汗江格尔率领部下与臣民征战四方，试图建立一个没有战争、死亡、饥饿，生活美满富足的理想乐园“本巴”国的故事。《江格尔》没有贯穿始终的主角，也没有按照线性叙事设置一个统一的主线情节，数十个故事独立成篇，又能够合成一个整体，其间没有强烈的因果关系和时序秩序。因此，整部《江格尔》更像是一个被世代传承、补足、重塑和扩充的历史传说。小说《本巴》基于《江格尔》进行了文学再创造，“这种创作撷取了原史诗中的元素，构建了一种世界观，复活了史诗自身的精魄所在，而没有流于符号化的表壳。”换言之，《本巴》是将原本的文本秩序较弱的《江格尔》史诗进行了自洽自足的“同人文”式创作的一部小说，提供了关于“传统文化”创新发展的新思路，并激发了中华传统文艺作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层面的新思考。同时，《本巴》与《江格尔》产生了多方面的互文性关系。

一、口头史诗的书面化表达：互文性理论与《本巴》

“互文性”理论由法国符号学家朱莉亚·克里斯蒂娃最早提出，她将其概念内涵阐释为：“任何作品的文本都像许多行文的镶嵌品那样构成的，任何文本的构成仿佛都是各自文本的拼接，都是对前文本的吸收、改写和创新。”基于此，中外学界关于“互文性”的基本定义为：每一篇文本都联系着若干文本，并且对这些文本起着复读、强调、浓缩、转移和深化的作用。而当下文艺界所倡导的“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后文中简称为“双创”），旨在通过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发展、创新，使中华文化焕发长久的生机，进而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以延续的重要路径，更是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迫切需要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的注入，其前提便是弘扬、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创”思想正是这一阶段的根基与方法论。由此可见，“互文性”理论与“双创”文艺思想有着高度的共同点。

“互文性”也有人译作“文本间性”。作为一个重要的批评概念，“互文性”一词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的法国，随后成为后现代主义的标识性术语。“互文性”理论进入中国之前，受到巴赫金的“对话艺术”理论的影响，巴赫金认为作家创作出的一切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参照、吸收和改编，是其他文本的一种历史与镜像，任何文本之间都存在对话。“对话艺术”理论为学界提供了以文本细读为基础的文艺批评的新思路，针对作家作品的创作蓝本，来研究其怎样在自己的作品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亦有启发作用。在此基础上，法国文学评论家罗兰·巴特提出“互文指涉”概念，即文学作品中的文化内涵和知识结构包含在“互文指涉”中，文本都交织出一种互文关系。这就意味着任何一种文学作品，都不只是某个作家的独创文本，而是指涉并改写了前一个文学文本的规范、形式和系统。

克里斯蒂娃认为，“互文性”指任何文本都与别的文本相互交织。她曾对“互文性”下过这样的定义：“任何文本都是由引语的镶嵌品构成，任何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化。“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