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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派的文化张力是中医学包容性发展的关键

（一）第一层次——中医文化思维

中医思维以“取象比类”最为典型。

所谓取象比类，指运用带有感性、形象、直观的概念、符号表达对象世界的抽象意义，通过类比、象征方式把握对象世界联系的思维方法，又称为“意象”思维方法。

具体地说，就是在思维过程中以“象”为工具，以认识、领悟、模拟客体为目的的方法。

取“象”是为了归类或比类，即根据被研究对象与已知对象在某些方面的相似或相同，推导在其他方面也有可能相似或类同。

取象的范围不是局限于具体事物的物象、事象，而是在功能关系、动态属性相同的前提下可以无限地类推、类比。

作为中国文化之源的《周易》中就有丰富的象数思维。《周易·系辞传》说，“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夫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见乃谓之象”。

纳甲筮法、梅花易数中就常运用取象比类的思维方法，将卦象及爻辞中简单的自然、人文之事及五行生克关系，迁移至要解决的事项进行吉凶预测。

中医学秉承了“取象比类”思维方法，如丹溪学派的“阳常有余，阴常不足”就取自太阳长圆、月亮常缺之象。这其实是中医学的思维内核。

面对汹涌而至的科学大潮，作为中医，最担心的就是发展不道地，数典忘祖，而一位医家只要具备了中医文化思维，就可以在中医学发展中“从心所欲而不逾矩”（《论语·为政》）。

试想中医讲求“取象比类”，万物皆可取象，为何唯独西医之象难取？这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

（二）第二层次——流派理论体系

—?形成特点——中医理论和中医思维有层级差异

非议中医不科学，是将中医思维与中医理论混淆的结果。如丹溪学派的“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经典立论，实质是来自于临床实践，其创立只是受太阳长圆、月亮常缺之象启发。这一点古代中医做的有欠缺，常把思维和理论混在一起，给后世医家尤其是在现代科学背景下以很大误导。

但也正因为中医学不回避、甚至有一套完美体系训练自身的“体察万物”取象比类的迁移能力，才造就了中医学活泼的人文生命力。比如，中风的病位在脑，那么中医如果取其象，当如何进行理论推演呢？如果想到脑为清阳所居之处，为气机升已而降之地，受至阴肾精滋养，却又荣居至阳之所，那么风药运用、调达气机、阴阳双补等治法方药便呼之欲出，一套新的中风乃至脑病的辨治体系雏形便有可能诞生。试想如果固守心藏神，而忽视取象的作用，恐怕这套新型辨治体系也就无从谈起了。

形成特点——流派理论体系的诞生是中医文化思维与医疗实践交相作用的产物

—文化思维是最活泼、最有生命力的，它可以不断采撷所有可利用的自然万象包括研究成果，指导我们的实践，并接受实践的验证，流派理论只是这种文化思维衍生的产品，所

以我们不能总当产品质检员去评判或赞叹产品的伟大，而是应同时考虑这条流水线上的产品加工设备是如何运转的，如何更新、保养我们的“设备”以生产出更符合时代需求的产品。

如果我们脱离文化思维单纯去研究流派理论就会固化中医学，就会失去鲜活的生命力。

比如我们如果抛弃五行生克制化的文化思维，单独去探讨五脏相关理论框架，那么只能研究过去和刻下的理论成果，再难与时俱进、创新我们的理论体系和框架，再难吸收借鉴有益的科学成果，从而大大制约中医对不断更新疾病谱系的治疗疗效。

??理论架构

—中医理论体系与自然科学理论体系不尽相同，它不具备统一的基本概念和公理、定理。

—如果说现代自然科学各学科体系是一个有统一地基的高楼大厦，那么中医理论体系则是由各流派运用看似相同的建筑原材料搭建的、风格迥异的豪华别墅群。

因此，中医理论的学习一定要注重各流派学术特色。

—?反观我们的教材，为了追求规范性，往往有意或无意地淡化流派的特色和区别，甚至同化成一个面孔，在这种强行融合中，许多中医特色和优势被边缘化，造成学院派中医“面具脸”，样板化、刻板化。这也是中医人才培养质量下滑的重要原因。

（三）第三层次——中医的技术实践

—?中医四诊的经验总结、方药运用、经验方的总结开发、针灸推拿技术手法等等均属此层面，它是形而下的“器”层面，但是中医疗效的重要载体，也是当前中医研究的热点。

可以说，当前的技术实践得到了极大丰富，无论从当代名老中医流派经验的积累，还是成方的开发运用，中药药理研究，复方的组分研究等都取得了重大进步。当这种技术实践成果与传统中医文化思维碰撞，相信必然会交融产生新的中医理论学派。

?但目前欠缺的恰恰是对中医传统文化思维的尊重和认知，有的只是固化成形的传统中医流派理论和现有人体科学、中医技术实践的对冲，甚至很多中医科研工作者知识结构不完善，不懂中医理论，只是从事单纯的天然药物研发，所以众多成果难以反哺中医，更遑论推动中医学发展。

纵观中医学的发展，《脑血辨证》已明确提出其发展动力是疾病谱系改变。无论是东汉时期的伤寒学派诞生，金元时期的四家繁荣，还是

明清时期温病学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