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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对中国文化的研究

“中国学是历史中国之学，也是当代中国之学”，习近平主席为2023年11月召开的世界中国学大会·上海论坛发来的贺信深刻指出了中国学的本质和内涵。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过几十年的不断发展，在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影响力与日俱增。在这一背景下，关于中国丰富的语言、经济、文学、艺术、哲学、宗教和历史等方面的研究蔚然成风，在欧洲、美洲、亚洲等地形成了各具特色、不同于国内传统学术研究的路径与方法。这一在海外兴起、涉及中国各个方面综合研究的新学术增长点，在西方学科体系中就被冠以“汉学”（Sinology）之名。它的缘起可以追溯到古代的中外交流，直到二战后在美国又被称为“中国学”“中国研究”（ChineseStudies）。由汉学之名，海外关注中国文化，或受中国文化影响和吸引的汉学家们可以跨越不同学科、不同地域之限制而汇集一堂，在汉学这一凸显世界文化多样性和相互性的平台上实现多元并存的交流对话，彼此为真知而探索，共赴一次次思想的冒险与争鸣。当然，因为汉学家们立场、视角的不同以及时代的局限，海外中国学研究难免有其偏颇和种种问题，那今天我们该如何反思、回应这些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展望海外中国学未来更加理性与立足前沿的研究路径？让我们先从对海外中国学的历史回顾开始。

海外中国学的历史发展与问题反思

早在古代，域外的中国学研究就已经发生。其中日本凭近邻中国之地利，自古就深受中华文化影响。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有唐一代中日文化交流密切，日本著名的遣唐使就是这一场浩大的师法唐朝文化活动的缩影。唐朝诗人白居易的诗歌在日本受到了普遍欢迎，到了日本江户时代，社会上更是形成了一批专门从事中国典籍文化研究的汉学家。

日本以外，古代欧洲、阿拉伯地区的人们对中国最初的了解则多来自于游记。13世纪欧洲方济各教会的柏朗嘉宾和鲁布鲁克二人东行归来后分别写下了《柏朗嘉宾蒙古行纪》和《鲁布鲁克东行纪》。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所写的《马可·波罗游记》最广为人知，它包含了大量关于当时中国在城市、文化、风俗等方面的社会信息。游记汉学不仅对后来的汉学家具有长久的研究价值，也在当时的欧洲吸引了不计其数的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读者。

在16—18世纪的传教士汉学当中，《利玛窦中国札记》记叙了利玛窦在中国28年的漫长历程及其在中国各地的见闻、思考与比较研究。在这个阶段，中国的戏剧《赵氏孤儿》在英法等国被翻译、改编之后大放异彩，诸多改编者之中就包括伏尔泰这样的启蒙运动领袖。这一文化潮流体现了当时西方文化知识界对中国文学及思想的浓厚兴趣；包括这一事件在内的“西方启蒙时代的中国影响”直到今天也是海外中国学领域的重要课题。

到了19世纪，以法国学者雷慕沙进入法兰西学院开设汉学讲座为标志，海外中国学真正进入了西方的学术体系而正式开启所谓专业汉学阶段。此时的法国汉学注重实证研究，在文献材料整理、史实考证方面成果卓著。雷慕沙的汉学研究涉及历史、宗教、语言、文学翻译等多个领域，借助中文文献并以专业化的方法进行研究实践。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沙畹、伯希和等学者亦是当时欧洲汉学界的重要人物，在这些重要学者的努力下，法国（巴黎）已然成为其时欧洲汉学研究的中心。

美国中国学研究起步较欧洲略晚。19世纪的两位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和卫三畏代表了美国汉学研究第一个时期。进入20世纪，美国的汉学研究可谓人才辈出。由于历史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二战后的美国中国学研究更具有现实的倾向，中国近现代的社会文化状况、国际区域形势都在其考量范围之内，这当然扩大了传统汉学的研究内容。哈佛学者费正清、贾德纳、柯立夫在史学研究方面成果丰硕。加州学派的卜弼德及其弟子们在古典文献研究领域有所建树。此外，史景迁、孔飞力、魏斐德三位学者在中国政治史、社会史与宗教史方面各有建树，被称为美国汉学三杰。

海外中国学毫无疑问是一种具有较高准入门槛的学问。这门学问的高标准与严要求首先体现在它所涉的研究对象是与研究者所在之国不同的“他者”，是一种从发展历史到各个方面都有着显著区别的异质文化，对以两希文化为根基的西欧人而言尤为如此。他国学者想要理解、钻研中国文化与历史，自然需要对中国文字、语言相关知识有所认识，甚至在古典中国文化、历史等领域还要习得一些与现代汉语在词汇句法都有所差异的文言文知识。有的汉学家因为对古文和古代文化常识不熟悉，就可能在研究中闹笑话。国内学者就曾在其文中指出过美国著名汉学家史景迁在对明代文人张岱的相关研究中出现词句翻译、文意理解上的错误。因此，无论对于游记汉学、传教士汉学，还是后来的专业汉学抑或当代海外中国学的研究，一种批评的中国学研究是我们必须要坚定引领和倡导的。

海外中国学的跨界特性与实用维度

就研究主体而言，汉学家面对中国文明这一通过与印欧语系不同的语言所构成的文化传承整体，就必然需要在此异质性的文化整体中建构知识体系以适应研究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