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理学的公私观.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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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明时期，“公”为天理，“私”为人欲，公私关系十分紧张。二程释“公”为仁、为礼，所谓“仁只是一个公字”。礼、仁是必须遵循的规范或达到的品德，而“私”则非礼非仁，是妨碍仁、礼、天理体现其德性的障碍。所谓“若不用克己工夫，终日只是说话而已，天理终不自见，私欲亦终不自见”。（《传习录》上，《王阳明全集》卷一）二程认为，有私意便不可得仁：“既是私意，如何得仁？凡人须克尽己私后，只有礼，始是仁处。”（《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二）陆九渊认为，“私”是人进入道德境界的屏障，所谓“不曾过得私意一关，终难入德”。（《语录》上，《陆九渊集》卷三十四）王阳明认为，人之所以不能做到知行合一，之所以不能实现良知，就在于私欲的遮蔽，因而主张人要时刻想到去私去欲。所谓“静时念念去人欲存天理，动时念念去人欲存天理”。（《传习录》上）可见，在宋明理学中，“私”是一种必须去除的“恶”。因此，宋明理学家们反对任何“私”，利、“欲”尚可允许其存在，而“私”是无论如何必须克去的。朱熹说：“克去私意，便是天理。”（《论语二十三》，《朱子语类》卷四一）王阳明说：“必须此心纯乎天理无一毫人欲之私，非防于未萌之先，而克于方萌之际。”（《传习录》中，）为了更好地防止“私”之害，他们对“私”，做了详细而具体的规定，认为办公事过程中带有私意，是“私”，所谓“虽公天下事，若用私意为之，便是私”。（《河南程氏遗书》卷五）认为人在处理公共事务中有自我的意识，则其行为不能与天理、仁一致，也是“私”：“大抵人有身，便有自私之理，宜其与道难一。”（《河南程氏遗书》卷三）按照自己家庭、亲人之利去处理事情，也是“私”：“将天下正大底道去处是事，便公；以自家私意去处之，便私。”（《学七》，《朱子语类》卷一三）宋明理学家的“私”是“有我”之私，人做事不能考虑自己、自家和亲人，达到“无我”的境界，则是大公了：“敝于有我，不能大公，是谓之私。”（程瑞蒙：《性理字训》）

与早期“公私”观比较，宋明理学对于公私的理解有所继承也有所变化。他们依然关注“公”、“私”的对立，尚“公”去“私”。但“公”、“私”意义有所变化，公正之“公”，转换为公利之“公”；偏袒之私，转换为个人私利。由于这一变化，宋明理学所处理“公”、“私”关系也随着发生变化，将“公”当作一条不变原则，“私”变成道德之恶的个人私利，并将它们绝对对立起来，不允许有些许“我”的存在，由大公走向禁止个人私欲、私利，这必然导致人们的反感而走向反面。另外，如果说早期伦理学注重“公”之社会功能，那么宋明理学更关注“私”的社会危害，非常仔细地规定了“私”的含义，“私”意味着容不得“人”存在了，非常全面地考察了“私”对社会、对个人、对道德理想的危害，“私”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成了谁也不敢接近的魔怪。事实上，宋明理学对“公”、“私”关系如此畸形的理解与处理，不仅深受传统道德“圣人境界”的影响，不仅是宋明理学家对“公”、“私”关系认识水平的视限，更主要的是社会秩序的紧张在道德伦理上的反映，是社会资源、财富匮乏的反映。因此，其关于“公”、“私”关系的理念也将随其过去，而留下的处理公、私关系之智慧则为后来的贤达所继承。

“公”“私”关系的辩正。如上所述，宋明理学家对“公”、“私”关系的处理虽然表现出良好的智慧，但夸大“公”、“私”的对立与矛盾从而仇视“私”的价值取向，事实上与人之本性是相背离的，因而“存公去私”对民众而言不是一种自觉，而是一种政治上的宣传与道德上的勉强；而社会发展重心改变、社会结构的变化，使人之本性凸显出来，从而构成对宋明“存公去私”观念的冲击。明清之际开始兴隆的商业经济，刺激着人们对自我利益的维护，从而刺激着“私”意的膨胀。现世生活中的人赤裸裸地追求“私”，而思想家们也鼓吹私欲、私利的合理性，“私”被认为天生自然：

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若无私别无心矣。（李贽：《藏书·德业儒臣后论》）

自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而人之有私，固情之所以不能负矣，故先王弗为之禁，非惟非禁，且从而恤之。（顾炎武：《日知录》卷三）

在李贽看来，“私”即人心，有“私”才有心，无私则无心。一个人没有私念、私利、私欲，没有自己个人的空间，这个人便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有“私”才可能有德性、有善；也只有“私”，才体现出一个人的德性。因此，“私”是无论如何也去不掉的。顾炎武则认为，“私”乃人之常情，一家之人有家私，一族之人有族私，是难以避免的。对于这种人之常情之“私”，李塨称之为“仁义”，应给予肯定与保护而不是绝灭、攻伐。李塨说：“以私欲为贼而攻伐之，究且以己之气质为贼而攻伐之，是戕贼人以为仁义也，其害可胜道哉！”（李塨：《论语传注》）“私”是人性之自然，的确需要理论上的肯定与实践上的维护，但肯定、维护怎样的“私”，却是一个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