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至明儒学的新发展及影响.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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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中叶以后，随着社会的动荡，佛、道两家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日盛，并在形而上的哲理思辨方面，对儒家经典的神圣性与先贤解经的权威性形成了挑战。对此，宋明时代的儒者不得不放弃经学传注而代之以直探经文本义的研究方法，有意识地从其他学派汲取思想营养，从而重振儒学。宋明理学之所以成为中国哲学发展的一个高峰，就在于它站在儒学的立场上吸收道家、道教与佛教思想来充实和发展了自己。

在道、佛两家中，宋明理学从道家、道教中吸收的东西，远比从佛教中所吸收的东西要多。其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儒、道两家具有共同的思想文化渊源，二者都产生于春秋时期，并由于秉持共同的民族心理和民族思维方式，而在此后的发展过程中相互吸收、相互影响；其二，佛教有广泛的信众和强大的宗教经济实力。与其相比，儒、道两家同为弱者，有唇亡齿寒、惺惺相惜的同情感。其三，儒、道两家同为即世的学说，儒家是完全入世的，道家虽然是站在出世与入世的边缘，但倾向于入世。相反，佛教则主张出世。在儒家看来，这是抛弃人伦、拒绝人所应尽的责任与义务的自私行为。其四，北宋和南宋都受外族入侵，士子大都具有捍卫中原文化的意识。宋代理学诸家大多尊承《春秋》学的大一统和尊王攘夷的宗旨。儒、道两家同为中国土生土长的学派，而佛教则是外来的。几个宋明理学的先驱人物都不约而同地在道、佛两家中更注重研究道家、道教，即使是研究佛教，也以研究中国化最彻底的禅宗为主，对佛教的其他宗派则涉及较少。在对佛、道的批判中，对佛教的批判颇为尖锐，对道家、道教则缓和得多，还偶有赞赏。宋代是宋明理学的奠基时期，宋代的上述特征对元、明两代的理学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宋明理学的发端，以往学者们把它归于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但究其实，他们只是响应当时士林领袖范仲淹的主张，重提韩愈、李翱所张扬的道统论，在《周易》、《春秋》等方面侧重于研究其义理，学术贡献有限。真正的发端者应为范仲淹，他吸收道家、道教思想，倡明经旨，注重义理，提倡“明体达用之学”，为宋明理学指明了方向。稍晚一点的李觏、欧阳修等有所深入，至王安石、周敦颐、张载、三苏、二程、邵雍等才基本奠定了义理、性理之学的基本骨架。其中，王安石学派真正把范仲淹的主张落到了实处，昌明“道德性命”，吸收道家思想而建构了道气一元的性理学体系，只可惜因变法引起党争及变法失败等原因，致使荆公新学不显于后儒。周敦颐则通过对得自于道教陈抟图书学派的《太极图》进行儒学化的义理解释，为儒学凝铸了一个形而上与形而下大体统一的简约的哲理范型，后经程朱学派，尤其是朱熹的表彰而被追誉为“道学宗主”。张载、三苏、二程、邵雍都各自开创了一个新的学派，但三苏蜀学杂采佛、道思想而未与儒学实现水乳交融，加之他们在文学上的贡献远大于哲学，故后世对蜀学评价不高。邵雍基于道家、道教哲理而建构了一个以象数易学为本的本体论体系，但因道家、道教色彩太过于鲜明，也不为后世儒学所推崇。

张载是宋明理学的奠基者之一和关学的创始人。《宋史·张载传》将其学术特色概括为“以《易》为本，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这只是从儒学的立场出发看问题。《中庸》其实只断言人性本源于天，并未对天道作清晰而系统的论述。《易》正好成为张载吸收道家、道教天道观和天人合一论的中介。他所谓的“太虚无形，气之本体”的观点直接源自老子的道“朴散则为器”的观点和庄子的“气化生死”观。老子“有无相生”的天人合一观启发《中庸》形成了“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的观点，这促使张载吸收道家的主张，在《正蒙·神化》中提出了“至静无感，性之渊源”的性即天道的观点，还提出了“神，天德；化，天道。德，其体；道，其用，一于气而已”的观点。他的性之二分和人性可变的思想，源于道教。《西铭》境界论的万物一体的宇宙意识、“民胞物与”的社会价值理想、生死顺应的人生态度，显然均是受道家思想影响的结果。张载的气一元论思想，对明代的王廷相和明清之际的王夫之均有深刻的影响。王夫之同样以《周易》为中介，通过注释《老子》、《庄子》、《淮南子》和研究道教经籍而吸收道家、道教思想，站在儒学立场上，建构了集大成的气一元论哲学体系。

程颐、程颢也是理学的奠基者之一及洛学的开创者。他们研究过《老子》、《庄子》等道家经典，《阴符经》、《黄庭经》、《坐忘论》等道教经典，实修过道教内丹功夫，思想上深受道家、道教的影响。他们以理为本的本体论是仿照道家、道教的道本体论而建立起来的。庄子的“心斋”、“坐忘”论对程颢的“定性”说有直接的影响，《定性书》所强调的无心、无情、内外两忘、物来顺应、反对用智、反对归于外诱之际等观点，均源于道家。二程的人性论则受其同时代稍早的道教学者陈景元思想的影响。程颐“格物穷理”而趋于与天理合一的高尚道德境界的功夫，与庄子“庖丁解牛”故事所彰明的技进乎道的路向一致。二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