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案”的实质标准与形式标准――从中国传统司法角度考察.pdf

“错案”的实质标准与形式标准――

从中国传统司法角度考察

一、“错案”与法律之间的复杂关系

严格按照法律规则评价案件处理结果正确与否，是现代法治的基本要求，即

所谓形式合理性法律的特点。

一个内在的矛盾在于：法律是人类和谐和秩序的生活的行为准则，它同时

是人类追求公平正义的理想尺度。适用法律中，一旦根据法律预设的既定规则对人

的行为的判断结果偏离了人类对公平正义的期待，适用法律的行为及其判断结果就

可能会被质疑，对法律判断结果的“对”与“错”、当与不当、公正与不公正的评

价也随之产生。所以，围绕法律或公正正义，导致“错案”的实质标准与形式标准

的冲突。

最初，形式标准是最基本的判断标准，纠正“错案”的基本形式则是改判。

历史上，“被错误裁判的案件（错案）”作为法律适用现象中的一种事实状态，不

但在人类社会不同历史时期都存在，而且很久以来它还被业内外普遍接受作为那些

最终被以各种理由推翻或改判的“不公”案件的通俗称谓。可是，“错案”作为一

个评价适用法律结果当与不当或公正与否的理论问题，一直以来都是一个极具争议

和难以达成普遍共识的理论认识问题。对初审或者下级司法机构已经裁判案件以各

种理由重新做出判断，自有文字记载的诉讼双方借助第三方居间解决其纠纷的历史

开始，我们就能发现其踪迹了。

《尚书吕刑》关于司法官吏在案件审理当中不能违反“五过之疵”的规定表

明，西周时期个别司法官吏裁判时不依法办案，“惟官、惟反、惟内、惟货、惟

来”的现象已经被当时的立法者注意到，并已经通过立法禁止该类行为，进而还提

出司法官吏应当在审判案件时做到“其罪惟均，其审克之”。在中国古代，各级司

法官吏也自觉把依法裁判，或者“正确”裁判作为自己的神圣职责，错误的裁判结

果因此还会成为官吏们对自己的审理和裁判行为进行自罚自惩的重要根据。

法律成文化以后，无论立法者还是司法者都将严格依律裁判作为法律适用正

确与否的基本评价尺度。秦简《法律答问》说：“论狱（何谓）不直？可（何）谓

‘纵囚’？罪当重而端轻之，当轻而端重之，是谓‘不直’。当论而端弗论，及褐

其狱，端令不致，论出之，是谓‘纵囚”，。发生前述枉法裁判情形，“吏见知不

举，与同罪。”[1]说明秦王朝时期，律法已经对不严格依法办案的司法官吏询私

枉法或滨职、失职以致作出“不直”判断或者导致“纵囚”结果发生时，要承担与

其出人人罪者相同罪名的法律责任。自此以后，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基本都沿袭了以

当朝法律是否得到严格执行、裁判是否公正作为判断司法官吏是否需要承担裁判错

误的司法责任制度，该项制度也因此成为历代封建王朝司法审判纠错机制顺利运转

的有效保障。

在西方也是如此。西方社会在古希腊罗马时期也有类似的“错案”责任追究

的制度。柏拉图在《法律篇》曾建议，当事人对案件审理结果不但可以提出上诉，

而且如果法官故意错判案件，应当对其提出诉讼，由法律捍卫者对法官进行审判。

他因此还对律师的辩护技艺颇有微词，认为律师的辩护技艺是“一种披着正义的外

衣的恶劣技艺，……这种技艺，不管它是否真是一种技艺或者是出于习惯和实践的

无技巧的把戏，永远不能在我们的国家出现。可以对这种人提出诉讼并进行惩

罚。”[2]因为辩护律师可能会被金钱所收卖，并导致法律裁判产生完全不同的结

果。古罗马时甚至允许不服判决的当事人同法官决斗。罗马帝政以后设立了上诉制

度，上诉一经改判，原审法官就要受到刑事处分。[3]《摩奴法典》对审判者的责

任也有许多规定，譬如，不公正地执行刑杖的国王“将被刑杖毁灭”、“在众目之

下，一旦‘法’被‘非法’杀，一旦‘真’被。伪，杀，那么法官也就被杀。[4]

二、“错案”形式标准向实质标准的转变

严格遵守法律从来都不是封建帝王统治的基础和目标，相反，各种更具有弹

性的指标不断在影响法律判断。

古代中国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法律一直都是被视为经世致用的工具来看待

的，执法始终以能够立刻实现社会的稳定，维护封建皇权的统治为终极目标，至于

实践中法律是否会得到严格执行并不在司法官吏的首要考虑之中。为了实现社会稳

定，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终极目的，法律经常可以被毫不犹豫的撇在一边，弃之不

用。春秋时，郑国的执政子产公开了法律，晋国的叔向写信批评他不遵守旧制，可

能会祸及后世，子产贝组干脆的回答：我没有才能，想不到考虑后世的事情，我只

是为了救世。纠正社会弊害，救济社会百姓，自此成为后世所有正直司法官吏的基

本执法态度，法律在为此目的服务的过程中，其规范的刚性约束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