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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言救政治之危——评苏轼《转对条上三

事状》

作者：石妍婷

来源：《名作欣赏·学术版》2019年第1期

摘要：苏轼的《转对条上三事状》主要针对北宋当时的社会政治状况提出了三条谏言——

君主应开张圣听，以防壅塞；以才选官，解决官冗之弊以及再议改革贡举制度。苏轼具体分析

了宋朝当时的政治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并给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有相当的积极意义，但同

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

关键词：苏轼《转对条上三事状》赏析

一

苏轼（1037—1101），字子瞻，眉州眉山（四川眉山）人。苏轼一生官途坎坷，经历“乌

台诗案”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神宗病逝后，哲宗即位，高太后垂帘听政，

启用司马光为相，全面废除王安石新法、恢复旧制，旧党人士被重新启用，苏轼也以礼部郎中

之职被召还朝。

熙宁二年（1069）十二月，苏轼上书：“仁宗之世，议者讥宰相但奉行台谏风旨而已。圣

人深意，流俗岂知。台谏固未必皆贤，所言亦未必皆是。”仁宗时期，宰相权势过重，为防宰

相擅权，皇帝利用“耳目”监视近臣。但台谏并非都是贤能，他们在履行职责时，不免争强斗

胜，甚至在党争中从“人主之耳目”演变为“大臣之私人”，成为新旧党争的催化剂，因此，

台谏之言的价值可想而知。与此同时，冗官问题也是宋朝统治者面临的又一大难题。这个问题

由来已久，统治者几番改革都未取得突破性的成果，一直延续到元祐年间都没有彻底解决。

元祐元年（1086），苏轼还朝不久，即从起居舍人、中书舍人升到翰林学士知制诰。此时

正值朝代更替之际，新旧党争愈演愈烈，宋朝的政治危机越发显现出来。根据惯例，宋代臣僚

每隔数日，便要轮流上殿指陈时政得失，谓之“转对”。于是，元祐三年（1088）五月，苏轼

上朝转对，针砭时弊，并提出相应的措施供皇帝参考，这篇公文便成于此时。

二

台谏是御史台和谏院的合称。自秦朝到唐朝，御史台都是独立的监察机构，唐朝又在御史

台之外，另设谏院，直言君主过失。北宋则开始设置专职台谏。自此，台谏成为“人主之耳

目”，君主对天下之事的洞悉皆出于这十余人，宋哲宗也不例外。自哲宗即位以来，“惟执政

日得上殿外，其余独许台谏官及开封知府上殿，不过十余人”。苏轼认为此种做法实在不可取。

一是天下之大，世事之变，并非这十余人所能详尽；二是若这十余人并非贤良，不以实告，君

主耳目闭塞，是天下之大害。

对于台谏制所造成的弊病，苏轼劝谏君主必须开张圣听，广言纳谏，除台谏、开封知府外，

亦许其余群臣请间奏事，并主张恢复祖宗旧制。在当时的背景下，苏轼所提出的解决措施，确

实有他的实践意义。古往今来，历代明君无不主张广言纳谏，古有邹忌讽齐王纳谏，臣子有为

主尽忠之心，君主理应悉心听取。再加上台谏势力日益壮大，甚至成为新旧党争的催化剂，如

今新政在行，于政局稳固不利。

台谏制的问题不容小觑，而选官制度也是宋朝统治者面临的又一大难题。苏轼说：“自近

世以来，取人之多，得官之易，未有如本朝者也。”宋朝时名器爵禄，出之太易。真宗景德、

祥符年间，官员9785人；仁宗皇祐元年17300人；英宗治平年间24000人；徽宗政和年间

43000人；宣和元年48377人；哲宗时期，人数继续猛增。宋朝官员人数之多，实为历朝之冠。

究其原因，一是机构重叠，政事不治。“今吏部一官阙，率常五七人守之。”可见，宋朝行政

机构臃肿，一官而数人居之，一事而数人治之。由此，不但财政支出不断增加，而且官员之间

相互推诿，不干实事，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行政效率低下。二是宋朝选拔官员的制度不合理，

“每一次科场放进士诸科及特奏名约八九百人，一次郊礼，奏补子弟约二三百人”。从正规的

科举制度来看，太祖之时每年平均取进士、诸科共20人。到仁宗朝，平均为234人，百年间增

加了十多倍，哲宗之时更盛。此外，还有恩荫补官的官宦子弟，司马家族便因司马光父子而得

以入朝为官。再加上特奏名制，这些都导致了冗官问题。

冗官之弊日重，选官制度的不合理是其重要原因之一，因此苏轼谏言君主要以才选官，不

图虚誉，效法诸葛亮、陆贽，“威之以法”“限之以爵”。苏轼此言合情合理，科举制度建立

之初，其目的就是为了增强官员选拔的公平性与合理性，使得寒门士子也有出仕的机会。而如

今所行的恩荫与特奏名之制，更倾向于贵族子弟，与当初的愿望背道而驰。君主有宽慰贤臣之

心，恩泽士人之意，但也不可为笼络人心而罔顾江山社稷的利益，才能才是选拔官员的最重要

标准。苏轼时任礼部贡举，为改革贡举制度，以缓解冗官问题，他再次提及自己曾经所述的裁

减官员之法。苏轼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