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古人知行观.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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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知和行的关系相当于现在哲学意义中理论和实践关系。历史上，许多先哲关于知行留下了许多至理名言，其中有些观点阐明了知行的统一性，理论实际联系的关系，对于现代科学创新发展中理论和实验的关系，理论和应用的关系的思考仍然有启发意义。

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知和行的关系在百家争鸣中形成中国传统认识论和真理观的各种不同的学派，其中不乏相互对立的观点，可谓百花齐放。

商代初期的伊尹说：“弗虑胡获，弗为胡成。”意指不进行深入的思考就不能获得知识，不进行实践也无法获得成功。这是从反面说明知和行的重要性。

春秋时期老子却说“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名，不为而成。”老子主张与世隔绝，就可以见天道，可以不行而知，而且不为而成，这是唯心主义先验论观点。

孔子知行关系有“讷于言，敏于行”之说，劝告人们少说空话，多干实事；另一方面又强调“学而知之，”知识是由“好古敏以求之”而得来，主张“多闻”“多见”。“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提倡“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的老实态度。“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反对主观、固执、强调知行统一，学以致用。在学习获得知识的过程作为教育家的孔子说：“三人行，必有吾师焉：择其善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他在《儒效》所提出知行观“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反对主观，强调知行统一，学以致用，这些都是孔子论述中主要的观点，是值得借鉴和学习的。

孔子作为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教育家，和老子一样都有其时代的局限性，在知行关系的论述中也有先验论的成分，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其中“生而知之”，论语所论述“唯上知与下愚不移”，以及君子不器，如果仅从字面上解释，以上关于知识问题的思考是缺乏辩证的。但是这并不妨碍孔子作为思想家和教育家在历史上的伟大作用和意义。作为教育家孔子提出这样的论述的主观意图和积极的意义在于：告诫人们必须努力学习，成为全面发展的人，否则会成为一种无知而愚昧的人“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

消极和积极是矛盾的对立面，但又可以互相转化，所以这也是一种辩证关系；在学习研究古代传统文化过程，必须持历史辩证的观点才能全面理解并发挥其真谛。

墨子重视行，认为检验言论是非有三个标准，何谓三表？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之百姓的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发以为行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要向上考察历史；要向下考察百姓的反应；在行政实践中，考察对国家人民的利益。这就是言论有三条标准的说法。墨子强调以事实为标准，这是唯物主义经验论的认识论。

庄子在认识论上提倡一切以主观认识为转移，客观对象“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齐万物而为一”。

战国后期的荀子主张知和行的统一：“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而止矣。”认为行重于知，行是知的目的和完成。“知之而不行，虽敦，困”，虽然知识敦厚，没有行动仍然会感到困惑，总而言之，“道虽学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学习理论如果不通过实践检验就等于半途而废，检验真理和知识必须通过实践，“事有证验，以效实然，知明而无过矣”。

西汉末年哲学家杨雄也论述检验真理和知识必须通过实践“君子所言，幽必有验乎明…无验而言之谓妄”。同时强调行重于知：“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知之不若行，学至于行之而止矣”，行是知的目的和完成。

东汉唯物主义哲学家王充，认为感官经验是知识的基础，“凡圣人见祸福也，亦揆端推类，原始见终”。人要得到某种知识“须任耳目以定情实”。所以他说：“不学自知、不问自晓、古今行事，未之有也”。

汉代董仲舒持先知后行的观点“凡人欲行为皆以其知先规而后行之”。宋代程颐也持相同的观点“须是识在所行之先”，“知了方行得”。又说：“君子以认识为本，行次之”，强调知先于行且重于行，强调知对行的指导作用，这种观点有其局限性。在人类认知客观世界的发展过程中，在有的阶段，理论认知在前，实验检验在后；有的阶段，实践行动在先，理论认知在后，不能一概而论。

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提出：“心包万里，万理俱于一心，不能存得心，不能穷得理。不能穷得理，不能尽得心。”认为行的出发点和归宿都应“以知为本”把知和行统一到精神的“理”和“心”上。在知行关系上提出“知行常相须”的观点，并指出“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这种知行辩证关系陆游则表达为：“纸上得来终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