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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翻译实践地方化背景下MTI翻译教学研究

【摘要】伴随着国家翻译实践的全面纵深发展，国家翻译实践地方化趋势日益明显。国家翻译实践地方化能为MTI（MasterofTranslationandInterpreting，翻译硕士专业学位）翻译教学提供实践平台，促进MTI翻译教学的健康发展。文章在探讨MTI翻译教学原则与目标的基础上，以“河南地方特色文化对外翻译标准化术语库”（中英版）为例，归纳MTI翻译教学的改革路径，旨在将MTI翻译教学与地方翻译实践融合起来，为MTI翻译教学改革提供借鉴。

【关键词】国家翻译实践；地方化；MTI翻译教学

一、引言

近年来，国家翻译学已成为翻译界的研究热点，学者普遍将研究视角聚焦于国家翻译实践、国家翻译能力、国家翻译制度等内容。在2012年“国家翻译实践”术语出现后，专家学者对其概念及属性进行了界定，逐渐构建出国家翻译学的概念体系。翻译的国家性与国家的翻译性，衍生出构建国家翻译学的客观必然性，基于此，专家学者明确提出“以国家翻译为研究对象的新学科——国家翻

译学”[1]。

随着国家翻译实践教学体系逐渐完善和细化，国家

翻译实践地方化逐渐被纳入研究范畴，成为翻译实践研究的新视野。有学者强调地方翻译实践对国家翻译实践的“‘支架’耦合作用和‘点面’辩证关系”[2]，阐述国家翻译实践地方化的本质特性、适用性特征、实践对象与独特价值。目前，国家翻译实践地方化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多局限于概念体系、研究内容等理论层面，实践方面的研究不多，且少有从教学实践和人才培养角度开展探索的研究。因此，文章从国家翻译实践地方化视角探讨MTI翻译教学的优化路径，以期为MTI翻译教学改革和翻译人才培养提供借鉴。

二、国家翻译实践

国家翻译实践指“国家作为翻译主体的实践活动或

国家把翻译上升为国家行为的实践活动”[3]。其融国家行为、话语实践和传播行为于一体，涵盖国家行为理论、翻译理论和社会实践理论，具有丰富的学科内容。国家翻译实践具有自主性、自发性和自利性3个基本属性。国家翻译实践本质上是“制度化翻译”，即其策动者、赞助人、名义或法律主体3个角色均由“国家”担当；其是“国家行为”的一种，通常与对外交流、内部文化建设等国家行为互相配合，不仅是“跨语际书写”，也是一种“文化政治实践”，以“政治优先”为原则；其是一种“自控型”翻译实践，“译文质量的‘自评’高于接受系统的‘他评’”[4]。从2012年“国家翻译实践”术语的出现到2022年学科体系的构建，国家翻译实践的研究范畴不断扩大，涵盖了国家翻译意识、翻译实践能力、翻译研究能力、翻译技术能力等，并正继续往扩展与纵深方面迈进。

国家翻译实践在中国历史上由来已久，东汉到唐宋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以及近代以来的西学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都属于该范畴。这些国家翻译实践与统治阶级的国家治理紧密相连，代表了统治阶级的意愿，曾深刻影响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例如，唐代佛经翻译具有“维护皇权统治、稳定社会秩序、构建国家形象的治理功能”[5]；明末科技翻译是国家提升科技治理能力的表现；晚清的西学译介亦出于国家安全治

理的目的。改革开放以来的翻译大潮则既有益于国内安全治理，又大力“提升国际话语权”[6]。新时代以来，党的十八大、十九大、二十大报告的翻译，历年《政府工作报告》的翻译，以及《习近平谈治国理政》1—4卷多语种翻译，都是中国国家翻译实践的最新成果，是向世界传达中国声音的具体实践。由此可见，国家翻译实践以国家利益为导向，由国家主导进行，体现的是国家意志，具有民族性、系统性和权威性。

三、国家翻译实践地方化

国家翻译实践是国家行为，反映的是国家意志。国家意志会传导到地方，通过地方政府的实践得以落实。随着国家翻译实践的不断扩展和深入，国家翻译实践呈现出地方化，出现国家翻译实践地方化新形态。

国家翻译实践地方化是指国家翻译实践在各地方的实际行为和践诺，其本质是地方性的具体翻译实践行为，旨在服务国家总体翻译规划[7]。国家翻译实践地方化强调“地方化”特征，其落脚点是“实践”。将国家翻译实践下移到地方，是国家翻译实践的纵深发展，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实践行为。这种实践方式能够丰富国家翻译实践的内容，扩展国家翻译实践的范围，增强国家翻译实践的独特性和多样性。因此，国家翻译实践地方化是一种有益的创新和尝试，能够促进国家翻译实践的发展和进步。

国家翻译实践涵盖多种类型、多个区域的地方化实践，与国家翻译实践地方化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国家翻译实践统领国家翻译实践地方化，又依托于国家翻译实践地方化；国家翻译实践地方化服从于国家翻译实践，又是国家翻译实践的有力支撑。

国家翻译实践地方化具有一定的适用性特征，其翻译选材具有典型的民族性和地域性特点，其翻译实践具有明显的系统性，其翻译实践产品具有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