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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保险人在保险协议中欺诈行为认定与救助

张文增

保险活动在风险分担机制方面带有与通常市场经济活动显著不一样特质,这些特质要求保险协议中老实信用必需高于一般民事协议,为此新《保险法》将该标准单独列出,要求“保险活动当事人行使权利、推行义务应该遵照老实信用标准”。而作为“诚信”对立面“欺诈”,尤其是保险人对被保险人进行欺诈,如少数营销员在展业中夸大险种功效,掩盖免责条款,也损害了保险企业本身利益和保险行业形象,如不采取有力方法加以阻止,轻易引发区域性退保风潮,严重将可能造成保险行业信用危机。为此,笔者就保险人在保险协议签订过程中欺诈行为认定与救助谈部分粗浅见解。

一、欺诈行为认定

(一)、主观形态。传统协议法强调对有意要求,认为“欺诈”必需含有“有意”主观要件。但在保险协议签订过程中,保险业务是高度专业化行业活动,一般投保人与被保险人往往不含有足够保险知识。在进入特定保险法律关系时,投保人与被保险人对保险认识关键来自于对方即保险人通知和说明。显然,在对保险专业知识控制方面,保险人和被保险人之间存在着严重信息不对称,在这种信息严重不对称保险协议签订过程中,保险人能够经过对信息干扰去影响投保人注意力,对自己服务制造“假象”以博取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信任,诱导其作犯错误意思表示,甚至利用其对保险法律知识控制及投保人无知,设置法律陷阱。从保护消费者正当权益角度出发,假如对保险人“欺诈”行为认定固守“有意”主观要件,即推行过失责任则是放松了保险人责任,实际上是将信息注意义务转嫁给了消费者即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所以,笔者认为应对保险人设定较为严格责任,对欺诈行为认定也能够了解为“过失”上,适用无过失责任标准。如保险法第十七条要求“保险人在签订保险协议时应该向投保人明确说明,未明确说明,该条款不产生效力”即是倾向于无过失责任了解。

(二)、欺诈行为表现。欺诈行为以意欲诱导对方犯错误为开端,以造成对方陷入错误为过程,并以受引诱人实际做出不真实意思表示为结果。在保险协议签订过程中,保险人欺诈行为通常表现为主动错误信息表示,最常见是针对消费者趋利心理进行盲目而夸大宣传,有保险人及其代理人盲目夸大其收益率,甚至无依据地向投保人承诺有多少确保收益,而实际上,投保人能否有收益,有多少收益,含有极大不确定性。保险人所描绘美好分红前景使消费者受到欺诈。另外,保险人欺诈行为更多地表现为信息传达不作为。保险协议是一个特殊协议,协议内容相对比较复杂。对于保险企业经过严格论证、测算后制订、含有大量专业术语格式协议,一个一般投保人极难对此作出正确判定。法律要求保险人对直接关系到投保人、受益人投保条件、投保措施、保险条款含义及解释、领取赔款手续等相关保险事项内容进行说明,尤其是对其免责条款,保险人更应推行明确说明义务,而保险人及其代理人往往疏于推行,甚至在投保人要求说明时有意掩盖。

(三)、欺诈行为评价标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保险企业作为参与市场竟争一份子,针对其服务进行有所侧重地宣传在所难免;而保险企业所负之说明义务也不能无限扩大,故在对“欺诈”行为认定上,应建立一个评价标准,即“度”。笔者认为,对保险人“欺诈”行为评判标准,应从着重保护消费者正当权益角度出发,以低于“平均智商水平”标准进行判定,立即消费者假想为低于平均智商、缺乏足够知识和经验、易于受骗受骗“愚而弱”社会底层人士。我们不妨借鉴国外部分评判标准,如德国对商业广告是否存在“欺诈”评判通常采取经验社会学方法,在具体案件中由调查机构向1000名抽选消费者进行问询,看她们怎样了解相关广告,再计算出产生误导百分比,只要有10-15%消费者产生误解,就足够认定欺诈存在。

二、欺诈行为救助

从《保险法》相关法律责任要求看,对保险协议签订过程中保险人欺诈行为,存在三种不一样意义“救助”,即刑法意义上“救助”、行政法意义上“救助”以及民商法意义上“救助”。

(一)、刑法意义上“救助”。

《保险法》对保险企业及其工作人员在保险业务中隐瞒保险协议相关关键情况,欺诈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或者拒不推行保险协议约定赔偿或给付保险金义务,组成犯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此为刑法意义上“救助”。《保险法》中对此作了较为具体要求。

(二)、行政法意义上“救助”

1998年,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中国商业保险实现了专业化实体监督管理,成立后相继颁布了一系列规章,对规范保险企业经营管理行为作出了更为详尽要求,相继制订了责令更正、消除影响、并处罚款处罚性条款。另外《保险法》修改后,保险人含有欺诈行为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