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共部门建言行为的结构研究.pdf

摘要：为探索中国公共部门建言行为的具体结构，开展了三个阶段的实证研究，首先通过深

度访谈，对其主要内容进行了归纳，进而通过两次问卷调查对其结构进行了探索性和验证性

因子分析，最终构建了中国公共部门建言行为的三维结构，三个子维度分别为基于理性、情

感和规范的建言行为。最后，对中国公共部门建言行为的未来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中国公共部门；建言行为；结构

doi：10.13956/j.ss.1001-8409.2016.06.05

中图分类号：c936；f24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409（2016）06-0020-06

随着时代发展的速度不断加快，组织管理中灵活性、创新性、适应性的要求不断提高，

建言行为的重要性也在不断凸显。建言行为是组织成员基于改进工作或组织现状的目的，主

动向组织提供建设性意见的角色外行为[1]，体现出自愿主动性、人际风险性、批判挑战性和

变革导向等特征[2]。员工作为组织的重要构成部分，对组织管理及发展现状的了解比较清晰，

因而能够更好地发现、认识组织中存在的问题，并形成解决思路。如果能够激励员工进行有

效的建言，将会给组织管理和发展带来巨大的益处。

在建言行为的实践意义日益受到重视的同时，其理论研究也在不断进步。自1970年建言

行为的概念在hirschman所提出的evl模型[3]中首次出现后，其逐渐成为组织行为及人力资

源管理研究领域的热点话题，至今已取得诸多研究成果，但从文化情境的角度来说，现有研

究主要集中在企业等私营部门中，极少有具体针对公共部门建言行为的研究。孙柏瑛和祁光

华认为公共部门泛指拥有公共权力，依法管理社会公共事务，以谋求社会公共利益为目的的

组织体系，以及由政府投资、开办并以国有制企业形式运作的公营企业、医院、学校等组织

体系[4]，本文同样将关注的焦点设定为广义的中国公共部门。在公共部门中，建言行为同样

是一种需要大力倡导的组织行为，公共部门不仅需要做好自身的管理和发展，更重要的是它

承担着向特定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制定公共政策、协调公共资源分配和维护社会平等的重要

职能[5]，从这个角度上看，公共部门的建言行为具有更深层次的意义。

理论的跨文化适应性是研究者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企业等私营部门与公共部门之间存

在着一定的差异，这些差异可能会导致在企业中获得的研究结论不一定适用于公共部门，情

境的不同是在开展建言行为研究时必须重视的因素。那么，中国公共部门建言行为是否会呈

现出独特的结构呢？这就是本文试图深入探究的问题。

1理论背景

11建言行为

111建言行为研究中的共识

在概念内涵方面，目前学界对建言行为的界定已相对统一，现有的几种维度划分的类型

也得到较多认可，相关测量工具也在使用中不断完善，其中，vandyne和lepine编制的6

项单维量表[1]及liang和farh编制的10项二维量表[6]成为相关研究中使用率较高的测量

工具。在前因因素方面，学者们从个体特征、组织情境、领导行为三大角度对可能影响建言

行为的变量及其影响效应进行了研究，并在大多数前因变量与建言行为关系的研究中取得了

相对一致的研究结论。在影响效果方面，学界也普遍认同建言行为对于组织及个人都具有积

极影响，是一种值得鼓励的行为，同时，它也具有一定的风险性，存在着给建言的个体或组

织带来消极影响的可能性。在文化情境方面，学者们对不同文化情境下建言行为的差异及其

研究的必要性都给予了肯定，国内学者也围绕中国情境下的建言行为展开了相关研究。

112建言行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首先，建言行为的产生发展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但为了推动研究的顺利开展，此前

的大多数研究对建言行为的前因机制进行了简化，主要探索了变量间的简单关系，虽然这种

研究方式为认识、了解建言行为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帮助，但在需要进一步深化研究的情况下，

这种方式已经不是非常适用了，并且可能会对人们的认识产生误导，目前一些建言行为前因

机制研究中不同结论的争议，可能部分就是由于研究的过度简化造成的。

其次，关于建言行为影响效果的研究是不充分的，很多情况下只是简单观点的表达，缺

乏实证支持。同时，虽然学界普遍认同建言行为的“双刃剑”效应，但更多研究集中在其积

极效果上，对于其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以及对这种负面效应的预期如何具体地抑制了个体的

建言动机，则得到了相对较少的关注。最后，就中国情境下的建言行为研究而言，目

前更多属于验证西方的研究结论在中国情境下是否